第202章
绪稳定、神经健全、体格强壮,透彻了解目标国家的风土人情、语言和军队。它们很少发现这样的完人。事实巳大部分的间谍只符合两个主要条件;年轻(几乎所有的间谍都是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和愿意当间谍。 愿意当间谍本身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动机,其中有四种动机最为普遍。排在最前面的一种是挣钱容易的诱惑。未来的间谍总想着过一种轻松的生活。他将泡在咖啡馆里,正好坐在告诫人们说话要谨慎的标语底下,猎取赢得战争的重要机密。他将溜达着走过一家工厂,或者走过一两个高射炮阵地,他将偶尔发回一封电报,或许甚至勾引一个在职的的秘书。他当然认为所有这些活动比在前线打仗或者在工厂里做工要愉快得多、有利可图得多,因为他将为这种相当清闲的工作得到报酬,还将得到现钱花销。 有的人喜欢冒险。前线的危险太平常、太令人不快,吸引不了他们。每当他们想到偷窃文件、拍摄防御工事、躲避反特人员,热血就沸腾起来。这种动机常常和第一种动机渗和在一起。在这两种情况下,内在的心理压力有时不如明显的动机来得强烈,如企图幕后操纵历史的狂人欲望,或者渴求因冒充他人而感到的病态的满足。 第三种动机是理想主义。有些间谍信仰国家社会主义。 更多的人憎恨统治他们的祖国的政府。甘当间谍的俄国战俘中的多数人,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反对共产党政权。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希望看到他们的国家从法国人的手里解放出来。 最后,有些人说是要当间谍,事实上他们从来就不想当间谍。他们只不过想逃离德国。 一旦招募了这些人,不能马上把他们派到国外了事。他们首先必须知道需要了解哪些实际情况,如何去了解,如何把这些情况送递回来。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在间谍学校里教授这些本领。不论什么时候,至少有二十个这样的学校存在,它们的课程设置和外观大不相同。 为了安全起见,老一些的间谍学校是单独教授每个间谍学生的。他们把“教室”分散在全城各地,伪装成商业公司。谍报局斯图加特和汉堡站都是这样做的。斯图加特谍报站总是把它的办公室设在人来人往的大楼里,这样就更难于监视,而且它经常迁移办公室。汉堡站在合法但同谍报局有联系的工厂里给间谍讲授怎样安装无线电收发报机和怎样使用隐显墨水,这两个谍报站都让学生住在当地旅馆里,汉堡站喜欢一个名叫克洛普施托克的供膳寄宿处,这是用的十八世纪一个诗人的名字。 为进行反苏活动而训练特务的工作,在一九四一年大大扩展起来了,在柯尼斯堡、什切青、柏林和维也纳都设立了学校。战争爆发以后,作战区的大规模间谍活动,迫使谍报局改变它在东线实行的教学方法,从个别讲授变为上集体课,把不上无线电课的间谍的学习时间缩减到仅仅六个星期。谍报局之所以允许这样做,是因为绝大多数间谍以前是苏联土兵,熟悉苏联这个国家,熟悉红军的装备、徽章和规章制度。到一九四三年,德国人在占领的俄国领土上建立了九所这样的学校,共有一万名间谍学员和从事破坏活动的学员。其他的学校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在维也纳城外,弗朗茨・佐伊贝特少校教授四十至五十个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他们要学习三个月,每天上课八至十个小时,为到俄国后方进行活动而作准备。 在西线,由于德国把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投入防御,需要的情报也就越来越多,因此,间谍训练工作也同样有了发展变化。党卫队保安处和被它控制的谍报局(现在合称军事部)虽然最初有些勉强,可是最终还是放弃了个别讲授的方法。他们害怕不安全。例如,科隆站虽然承认对间谍要进行共同训练,但一堂课绝不超过五个人,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安全上的反对意见没有了,担心却还存在。上大课的学校就象雨后春笋。德国保安总局六司二处的两个新的特务监督站――“瓦尔特”和“西格弗里德”――建立了几所学校。 “西格弗里德”专门训练比利时特务,它有两所学校设在它在马尔堡的总部附近。“瓦尔特”在康斯坦茨湖的迈瑙岛上建立了一所学校;在康斯坦茨镇建立了一所,训练从法兰西人民党招募来的特务;在西格马林根附近的韦尔芬根堡建了一所,训练从保安队招募来的特务;还在德国西南的其他地方建立了一些学校,训练从别处招募来的特务。一二零前线侦察指挥部和它的前线侦察部队在莱斯塔特、艾托夫、哈思、巴特诺伊纳尔、费尔堡和基希察滕等地及其附近地区扎了营地。谍报局慕尼黑指挥报告区在维罗纳的一栋房子里训练它的意大利特务,表面看上去他们在为军备部长施佩尔工作。后来它把这个营房迁移到俯瞰梅拉诺的一个山顶房子里。给人的印象这是一所疗养院,而那些特务都是伤兵。 这些学校的教官大多数是德国军官。他们教授各自的专业。比如,通信军官教无线电。通常他们讲德语,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用受训者的本国语言。有时由特务的同胞教课。谍报局斯图加特指挥报告区管辖下的三个营房里生活和学习的北非特务就有一个这样的教官,在梅拉诺的意大利人由一个意大利军官讲课。 在较老的学校里,训导是多方面的,也是彻底的,尤其是在汉堡,因为它担负着海外任务,也许它的学校最复杂庞大。特务们要学习莫尔斯电码、无线电的安装与修理,密码系统、隐显墨水、微粒、发现和摆脱盯梢以及辨认飞机类型。训练几乎总是个别进行的。这种训练太费时间,也很费钱,以致整个战争期间,大约只有二百个青年进过汉堡学校。 与此相比,比较新的学校里的训练质量下降了。受训的特务较多,课堂里的人数也就多,学习期限反而缩短了。他们所学的只不过是辨认基本军事装备以及各军兵种佩戴的徽章。但是如果他们的教官好,就能教会他们准确地进行观察。 佐伊贝特少校同他的罗马尼亚学生在树林子里走着,他问他们: “那是什么?” “一只羊。”他们回答。 “什么?”他问得更严厉了。 “一只白羊,”他们赶紧改口。 “不对,”佐伊贝特说。“你们的报告必须更确切。你们必须这么说: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十六时四十三分,在从维也纳到布赖滕布龙的公路右边,你们看见了一只羊,它朝着你们的那一面是白色的。” 因不合格而退学的情况似乎极少。大概谍报局认为,既然训练特务花了不少钱,就把他们送到国外,希望他们能收集一些情报,把他们留在德国,就白白让他们受了那些训练,还多一张嘴吃饭。谍报局慕尼黑指挥报告区管理的营房把政治上不可靠或者话太多的受训者送回当工人。但是另外一个营房发现,它的受过间谍学校训练和未曾受过训练的北非间谍,工作起来效果一样。 间谍在受训期间,逐渐认识在他被派往国外后他在德国的主要联系人,这个人将指挥他,也就是他的间谍头子。有时候这个间谍头子就是招募他的人。间谍头子承担这样的艰巨任务:确保这个间谍在分配了任务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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