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窦为你开_第2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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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1章

华夏人的乡土思想是非常重的，轻易不会离开家乡。就算离开了，终有一天也会回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叶落归根。但凡有一点办法，没人愿意背井离乡。不过到了这会儿，他们也不好意思再抱怨朝廷了。不是没给你们机会，而是你们自己不愿意。就算他们抱怨，也很难再获得其他学派的同情。这还不算完，紧接着陈景恪又对理学来了一场大型的PUA。他找了许多人，在报纸上贬低理学。然后话锋一转，你们这么差劲儿，皇上仁慈不嫌弃你们，愿意给你们机会。你们还不赶紧抓住，还不知道感恩，简直忘恩负义。活该被打压。大明周报，作为官方媒体，还是唯一的报纸。其影响力自不用提。不管真相是啥，反正现在大家都开始用异样目光看理学门人了。这让一众理学门人别提多憋屈了。再也没人提朝廷打压的事儿了，也再没人上书要求皇帝重用理学。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来到了年尾。就在大家以为，明昭二年平稳落地的时候，朱雄英的一道圣旨再次掀起了波澜。第490章治心治事不知不觉就到了年底，大家都开始忙着做一年的汇总。自从陈景恪提出数字化管理模式之后，朝廷的工作量暴增。月底、年底成了最繁忙的时候。不过陈景恪倒是轻松了，大明的行政体系越完善他就越轻松。每天读读书、讨论一些国家大事，就是看着别人忙活。心里别提多舒坦了。这天下班，邱广安找到陈景恪，东拉西扯说了很多。什么我老了，真想再年轻几岁。还文绉绉的扯了几句，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不知道家乡的人还记不记得他云云。陈景恪哪能听不出他的言外之意，直接说道： “你是想继续干，还是想退？” 邱广安毫不犹豫的道：“致仕。” 陈景恪好奇的道：“就这么干脆？一点都不留恋？” 邱广安哂笑道：“说的好像我留恋就能继续留任一样。” 然后他正色道：“朝廷规定，内阁学士五年一届，非有大事最多连任一届。” “我满打满算正好做了十年，也是时候退了。” “要不然呐，下面的人就该骂我老不修了。” 陈景恪斜睨道：“你这老头真是狡诈，致仕也要给自己脸上贴一层金。” 内阁学士最多担任十年，这个规定早就制定好了，但一直没有施行。因为之前符合这个标准的，只有两个人。李善长和徐达。他俩身份特殊，朝廷也需要他俩站在前面扛大旗，为变革站台。所以他俩一直当了十好几年，前两年才致仕。后面担任内阁学士时间最长的，就是邱广安了。今年正好满十年。事实上，满朝文武都在盯着他，包括同为内阁学士的其他人。看他是退还是不退。如果不退，那内阁学士任期两届的规定就等于没有。如此一来，其他内阁学士就高兴了，因为他们也可以多担任几年。好不容易才登顶，谁想放弃权力啊。如果他按照规定退了，那下面的人就高兴了。一人最多担任十年，其他人的机会就变多了。总之，他退不退已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也事关权力交替的大事。他自己主动致仕，那就是以身作则，把这个规矩给落实了。可以说，临了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添上了耀眼的一笔。以后不论谁提起此事，都得称赞一声。所以，陈景恪才会说，他在用此事给自己脸上贴金。这当然是玩笑话，不过他能主动致仕，陈景恪还是非常高兴的。规矩就是他制定的，自然一直在想着怎么落实。可是该如何劝说邱广安致仕？毕竟是自己的铁杆盟友，这么多年兢兢业业。就这么给人劝退了，他实在过意不去。哪想到，邱广安竟然主动提出致仕，而且还强调了是按照规矩致仕。这让陈景恪既感动又佩服。在大明的体制内，内阁学士已经是人臣的巅峰了，说放弃就放弃，实在需要莫大的魄力。作为盟友，他也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真正的善始善终。陈景恪也没有挽留他，而是陪着他缅怀了一下过去辉煌的时光，对他的仕途生涯表示了认可。最后问道：“对接替你的人，你可有合适的人选推荐？” 邱广安起身，拍了拍屁股上并不存在的灰，一边往外走一边说道： “那就是陛下和你的事情喽，别想再让我当牛做马。” 陈景恪更是佩服，退休之前举荐别人，是个留人情的最佳时机。如果他举荐的人真的坐上这个位置，那这份人情可就大了去了。尤其是目前，接替他的人选其实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本来就已经是明牌了。现任户部尚书裴有为。朱标核心班子成员，又有算学研究院的背景，建章初年担任户部尚书，至今已经五六年。不论能力还是资历，都是足够的。关键是，朱雄英和陈景恪对其都非常满意。邱广安都不用做什么，只需要提一下他的名字，就能白捡一份人情。他竟然就这么放弃了。是真的活透彻了啊。之后陈景恪就找到朱雄英，将此事与他说了一下。朱雄英很是高兴，说道：“这邱尚书很识趣啊，那我也不能太小气。” 于是，隔天就加封其为光禄大夫、太师。这个政治信号非常明显，所有人都明白封三公意味着什么。群臣无不感到惊讶，没想到邱广安就这么退了？邱广安也立即上书请辞。而且他请辞的理由，还不是什么乞骸骨啊之类的套话。而是直接点明，我退是因为圣皇和太上皇立下的规矩。这就相当于将此事摆在了明面上。以后谁也别想装糊涂，假装不知道这个规矩。总之，邱广安得到了他想要的，并且平稳落地。朱雄英又封赏了他一些钱财，并恩荫其一子孙出仕，此事终于落下帷幕。紧接着朱雄英又任命裴有为为新的内阁学士。这个任命完全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倒是没有引起什么反对的声音。裴有为别看职务高，年龄其实并不大，今年也才五十一岁。这个年龄自然不算年轻，可在朝中一众阁部大佬里面，妥妥的小年轻。以这个年纪出任内阁学士，可想而知他有多高兴。然而就在他刚刚熟悉了自己的工作，一件大事就迎头压了过来。这天陈景恪拿出了一个议题，让七位内阁学士回去思考，然后提交一份策论给他。朝廷设立官僚，是为了管理人还是为了管理事，哪个更重要，为什么？几位内阁学士面面相觑。虽然陈景恪经常给大家开小灶，但这般直接让他们写策论还是第一次。这是真把自己当老师了。没想到，读了大半辈子书，做了大半辈子官，都当上内阁学士了，还要被人布置作业。七人心里都觉得挺怪异的。不过更多的还是严肃，陈景恪一反常态，必然有大动作。看这个命题，莫非是要对官职动手？新皇登基两年，终于要开始变革了吗？新皇会变革，这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的问题。连老朱和朱标都这么干了，更受陈景恪影响的朱雄英不可能无动于衷。现在之所以没动，不过是刚刚登基。一来让全国上上下下熟悉他的存在，二来抚平老朱打压理学造成的动荡。现在目的达到了，开始变革就很正常了。本来大家以为，这次能平稳个五六年，没想到才两年就要来了。众人心中不禁有些沉甸甸的，变革就是对执政者最大的考验。谁不想安安稳稳的当几年大学士，然后平稳退休？可惜，这注定是奢望。有识之士都清楚，大明的变革远未完成。甚至可以说，洪武、建章两朝不过是打了个基础，开了个头。真正的大变革还在后面。现在终于要开始了。大家早就有心理准备，也就没什么人反对。到了这会儿真正铁了心反变革的，早就被边缘化了，不可能进入内阁。大家担忧的是，不知道新皇他们要怎么动手。他们只能猜测，这是准备朝着官职动手了。朱雄英和陈景恪什么都没说，只是让他们先把策论写出来再说。众人倒也不着急，因为不管怎么变革，都不可能撇开七学士。现在皇帝不过是想看看他们的态度，以及对此事的认识而已。不过他们也没有敷衍，这很可能将会决定，他们在内阁的排序。虽然名义上大家平级，可谁不想排在前列呢。所以，回去之后他们就将《大同世界》拿出来翻读，然后根据自己以往认知写了一篇策论。最重视此事的，还要属裴有为。刚上任就碰上新皇要变革，他实在有些绷不住。甚至一度怀疑，邱广安是不是提前知道了这一点，所以才着急退休的。他倒没有抱怨的意思。变革的途中最忌讳换人，皇帝在变革前先把人事处理好，是稳妥的做法。况且他‘年轻’有为，正想大展拳脚，又怎么会真的惧怕麻烦。只是皇帝太心急了，起码让他干上俩月，将工作理顺了啊。但这事儿他是做不了主的，只能硬着头皮上。而且还要好好表现，向大家证明他能胜任这个工作。所以，这篇策论他写的非常认真，翻阅了无数的资料。五六天后，七位内阁学士相继将自己的策论交了上去。陈景恪仔细翻阅了一下，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大家都认为，管人才是重中之重。并且引经据典，证明管理好人心有多重要。甚至他们还引用了大同世界里的话，来证明这一点。让陈景恪哭笑不得。 “不出意料，变革之所以不顺利，不仅仅在于人，更在于思想的落后。” “老思想是无法推动新政策的。” 朱雄英将策论扔在桌子上，抱怨道：“你为何不在大同世界里，将这一点指出来呢？” 陈景恪解释道：“大同世界是框架，不可能面面俱到。” “况且我也有提过这一点啊，只是没有具体说而已。” “不过现在也不晚，将这个话题抛出去，让世人一起来讨论。” “也算是吹吹风了。” 朱雄英说道：“这事儿你和方孝孺说去，我现在只想赶紧和内阁学士们达成一致意见。” 于是陈景恪召集内阁学士和行走们上了一课，直接摆明了态度： “管人与管事要并重，甚至管事还要重于管人。” 裴有为想要反驳，可还没开口就发现，周围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拿着笔一通狂写。他顿时反应过来，这并不是真正的上课，更类似于强制通知。将皇家的想法，以及朝廷即将要做的事情，讲给大家听。不管你同不同意，都必须按照这个方法执行。有不同意见可以私下反馈，公开质疑就是反对，反对就意味着被边缘化。想通这一点，他再没了开口的打算，提起笔开始做笔记。这让不少等着看笑话的人心中很是失望。陈景恪可不管他们在想什么，自顾自的说道： “历朝历代，官僚都是围绕管人来建设的。” “只要百姓不造反，就是大功一件。” “至于事儿……官僚需要管的事儿只有一件，就是收税。” “也不能说没有管事儿的机构，治水算是朝廷设置的少数管事的衙门。” “至于将作监之类的，算不上什么衙门，他们只是为皇家和权贵提供服务的特殊部门而已。” “强调一下，我这里说的管事，是面向全民的衙门，而不是为少数特权阶级服务的机构。” 这一点有点深，众人也是思考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陈景恪所谓的管事的衙门，应该类似于金钞局这样，面向全民的处理具体事务的衙门。工部、将作监等机构虽然也是负责做事的，但更多是为朝廷服务的，并不直接面向百姓。仔细算起来，好像还真就只有收税和治水，是面向全民的处理具体事务的衙门。有反应快的，已经将这番话和变革联系了起来。朝廷变革，给衙门加了很多担子，这些担子几乎都是让衙门去做具体的事儿。衙门人手不够的短板就暴露了。虽然朝廷设置机构分担了一部分任务，可首先职权不明确，其次人手还是不够。最重要的是，大家的思想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习惯性的去管人，而不是去管事儿。看来新皇这次的变革，就是冲着这一块来的。而且大概率会增设一些新机构，负责具体的事务。想到了这些，众人的心情都轻松了不少。这是好事儿啊。要说精减官吏，这事儿确实不好办，会得罪人挨骂。可增设官职就不一样了。能得到普遍的支持和赞美，他们的工作也好做的多。当然，能坐在这个位置上，他们考虑的更多。并不会一味的支持朝廷增设官位，要考虑朝廷的财政是否能承担得起，要考虑新增的职务是否有必要等等。大明这艘船不管是好是坏，都磕磕绊绊走了三十年。大家都不希望它沉了。至少目前的官吏，都还是很积极，很有抱负理想的。都希望这艘船变得更好，走的更远。尤其是华夏文明这个概念提出后，大家的追求又多了一个。为文明做贡献。华夏不灭吾辈名不灭，这才是真正的流芳百世。所以，他们支持变革，却不会盲目。第491章有为无为重人轻事，政治制度、官僚体系都是围绕治理人来建立的。不只是古代中国，全世界的古代政治集团，基本都是如此。区别是，思想体系比较完整先进的集体，认为把人管理好，所在的集体才能健康有序。古代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思想体系落后，甚至没有发展出成体系的思想的族群，单纯是不知道怎么去做事。只能通过简单粗暴的管理人，来构建群体制度。大多数政治群体，都是这种情况。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则基本都是围绕事儿建立的。政府机构的职能也非常的具体，就是专门管某一件事儿。俗话说的各管一摊，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也因此，现代政府非常庞大，机构人员众多。但优点是能实现精细化管理。这也是工业化能够实现的前置条件之一。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做起来非常难。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多数国家依然没能实现这个转变。这一点都不夸张，‘现代化’不是设立几个机构，委派几个官员就能实现的。而是整个思想体系，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大转变。前面说过，任何体制都需要思想做为驱动力。没有伟大的思想，就不存在伟大的体制。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完成思想构建，只是模仿别人建立了一套体制。实际上他们的内核依然是老一套。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本土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也有先发国家的封锁打压。有句话很残酷但也很现实：生存与发展本就是一种奢侈，只是处在其中的人浑然不觉而已。说陈景恪之前的种种变革，都是在打基础，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之前所有的变革，从始至终都没有触及本质。都是在传统思想下，对已有的制度进行修补完善。换个皇帝，很容易就能把他所做的一切废除，重新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他之所以要兜这么大的圈子，其实是在培养信心。培养大家对变革的信心，更是在培养大家对他本人的信心。同时也通过一次次体制变革，对传统势力做脱敏训练。今天只改变零点一，大家会觉得有改变但不多，可以接受。明天再改变零点二，大家也觉得还好。等过上十几年再回头去看，才陡然发现世界已经变了模样。这是在不进行流血革命的情况下，陈景恪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目前来看还算成功。所以他才顺势推出了大同思想，就是要尝试完成思想上的大转折。他只弄出了一个框架，而没有面面俱到。一方面是自己的能力确实有限，另一方面是给其他学派留下生存空间。这样就能减少阻力。他从来没有想过，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那个人的功绩。但他要给世人树立一个标准，一个很高很高，无限接近于那个人的思想的标准。即便三代五代，十代二十代人都无法完成，也无所谓。种子已经种下，总有一天会发芽结果的。现在对官僚体系的重构，就是一次触及本质的变革。不只是增加职位那么简单，更是要把政府机构的职能，从治心向治事转变。陈景恪停了一会儿，给众人思考的时间，然后才继续说道： “基于以上原因，之前的官职设置非常简单。” “一个县才两三个命官，其余都是辅佐的吏。” “一旦朝廷想做什么事儿，就会发现人手不足。” “不可能指望这两三个人包管一切，不说能力问题，精力也不足。” “大明变革推进效率低，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要想变革顺利进行，就必须要扭转这个思想，将单纯的管人，变成管人和管事两手抓。” “甚至管事儿的重要性，还要超过管人。” 众人心道果然如此，就是冲着这一块来的。就是不知道他要如何完成这个转变。大家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生怕听漏了关键的地方。陈景恪扫视了一圈，见众人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很是满意。 “为什么管事儿的重要性，还要超过管人呢。” “首先说说管人，所谓管人其实就是治心。” “古人认为，将人心管好了，天下自然大治。” “所以，华夏思想自古以来最重治心。” “这一点其实没有错，世间的大多数矛盾，都是人心引起的。” “人心不治，世界就不会安宁。” “但错就错在，朝廷将治心作为了唯一手段。” “老子说的很清楚，治大国如烹小鲜。” “《诗经·桧·匪风》毛传云：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 “朝廷只需要制定礼仪律法，来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值得提倡的，什么是应该反对的，以此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 “只要他们不触碰到这个框架，就不要过多的去骚扰他们。” “这才是老子清净无为的核心。” 众人再次颔首，这个道理并不新鲜，历朝历代对这方面也都有诠释和拓展。陈景恪也没有过多赘述，他说这些也只是确定一个主基调，治心当采用道家的无为之法。只要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德，百姓想干啥就干啥，朝廷不要多管闲事。可历朝历代能做到这一点的非常少。更多时候是变着花样的折腾人，最终将国家折腾没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分不清管人和管事的区别。” “用管人的方式去做事，结果事事不成。” “用管事的方法是去管人，结果百姓不堪其扰。” “可以说，这是过于重治心而轻做事的必然结果。” 话题至此，终于进入了核心，为什么要重做事。陈景恪注视着众人，说道：“为什么要重做事？” “先贤已经说的很清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根据人类生存需求理论可知，生存才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你不能指望一群活不下去的人，去遵守所谓的法律。” “想让百姓遵守律法，必须要先让他们活下去。” “身无分文的时候，一文钱都能看在眼里。” “身上有一贯钱的时候，掉了一文也不会太心疼。” “百姓能吃饱饭就不会造反，这是自古以来所有当政者都明白的道理。” “再加上适当的约束，社会上的违法行为也必然会减少。” “这就是唯物学里面，物质决定意识的具体表现。”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很容易就能听懂。下面听课的众人豁然开朗，之前读唯物论积累的种种疑惑，都似乎有了答案。对唯物学和大同思想，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的当政者，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者意识到该怎么办，却不知道要如何去实现。” “就好比都知道要抑制土地兼并，这样百姓才有地种才能有饭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可具体要如何抑制兼并？并没有太好的办法。” “靠每个县的那两三名官吏，怎么可能管得住这些？” “况且最热衷于兼并土地的，恰恰就是这些官吏以及他们背后的家族。” “最后百姓无立锥之地，为了生存只能铤而走险。” “朝廷却还是将一切归结于人心坏了。” “然后试图通过治心，来让百姓安分守己。” “这岂不是缘木求鱼吗？” “可以说，既可悲又可笑。” 众人被说的有些无地自容，因为他们也是同样的想法。陈景恪并没有打击贬低谁的意思，他只是就事论事。只有将这一切说清楚，才能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做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增加社会上的财富总量。” “更具体的说，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衣服、药品、器具等等，来改善百姓的生活。” “通过满足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来达到治心的目的。” 一席话说的众人犹如醍醐灌顶。原来如此，治事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基本生存需求，最终反馈到治心上去。这和先贤的所提倡的思想并不冲突。而是对先贤思想的拓展和具体化。难怪他要提出人性需求理论，难怪他构建的终极理想世界，要求物资和精神双满足。没有物资满足，精神满足就不存在。没有精神满足，物资满足也没有任何意义。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而且治事比治心要简单。” “心是最复杂多变的，也是难以掌控的。” “凡是玩弄人心的，最后必将被人心反噬。” “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简直太伟大了。” “事不一样，它更加的具体，好坏一眼可辨。” “所以治事看起来繁琐，增加了大家的工作量。” “实则是将抽象的工作具体化，让大家有迹可循，是一种职能的简化。” “比治心要简单太多了。” 众人总觉得这话很怪。做事简单吗？恐怕一百个人有九十九个会说，比以前难太多了。可只听陈景恪的讲解，又好像非常有道理。具体哪里出了问题，他们一时间也想不出来。陈景恪也没有让他们多纠结，很快就给出了解答： “为何大家普遍觉得，变法之后当官变得更难了？” “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不熟悉做事，就会觉得无所适从。” “其二，说的难听点，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为国为民的思想。” “他们做官只是为了出人头地而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他们是没有的。” “对这样的人来说，自然是治心更轻松。” “什么都不需要管，只要百姓不造反，按时把赋税征收上来就完事儿了。” “多么的轻松惬意啊。” “可是你们去问问那些真正为国为民的好官，问问他们累不累。” 众人再次陷入了沉思。通过治心来达成国泰民安，真的轻松吗？看看范仲淹就知道了。想要改变世道，却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尝试着去做，却遭到接连的打击，最后郁郁而终。他轻松吗？就算是被许多人骂的王安石，他真的就是为了祸国殃民吗？恐怕不是。他是察觉到世道有问题，想要做出改变。只是不得其法，最终好心做了坏事。他快乐吗？不说前朝，看看陈景恪就知道了。他是大家公认的君子。为了变革殚精竭虑，没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以前大家都羡慕他的才华，羡慕嫉妒他在皇家心目中的地位。可很少有人去想，他都付出了什么。恐怕没人会认为他们轻松。说白了，‘治心’时代最适合自私摆烂的官吏，他们会觉得轻松惬意。对于心怀天下的人来说，却是灾难。治事不一样。它提出了具体的做法，要求官吏必须去做某些事情。自私摆烂的官吏自然觉得不舒服。我当官是为了享受，怎么让我‘当牛做马’起来了？对于心怀天下的人来说则不然。他们看到了让国家变好的道路。我只要如此去做，情况就会一点点好转。还有比这更值得开心的事情吗？他们会充满斗志，会对未来充满希望。说到这里，陈景恪话锋一转，道： “但也不能因此就忽略了治心，无为而治只是不过多骚扰百姓，而不是什么都不做。” “朝廷必须要制定完善的礼法制度，树立一些标杆，以此来规范人的行为，引导人们向善。” “没有正确的引导，社会风气就会腐化……” 看看前世的西方国家就知道了。他们只治事而不治心。所以他们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也率先开始妖魔化。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做事和做人都要重视起来，至少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