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肉香满满+穿越之快进入纯肉(H)_第4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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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4章

少！” 丁一忠站在梅厅门廊处招手，看样子密室已经打开。不到两平米的入口，更像一口斜井，开凿有简易的石窝台阶，两侧被木板封住。阿木带人已经下去，从洞口往下看，能看到隐约的灯光山洞。还挺深！ “不用通风？”卢灿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站在洞口的另一位安保摇摇头，“阿木他俩带着蜡烛和防毒面具下去的，刚才还说，里面的空气不算差。” 这话让卢灿心头一沉。这可不算好消息！爱伦岛湿度大，如果内部空气流通，那怎么除湿？湿度过大，四千多册的书籍，该如何保存下来？不会毁了吧？ “阿木，带两本书上来看看！”卢灿对洞内喊道。 “好嘞！书很多！”防毒面具后传来阿木闷闷的声音。 “阿欣，你赶紧给李老爷子电话，告诉他这里有不少书籍需要处理，派技术人员过来，主要是除湿！”卢灿忽然感觉自己如此冒失的打开洞口是一大错误。丫头匆匆去远洋号游艇打电话——游艇上装有卫星电话，爱伦岛可没有。不一会，两个人头出现在洞口旁，是阿木和另一名安保。这位安保左手拿着点燃的蜡烛，右手持着手电筒，走在阿木的后面。阿木拎着朔料袋，里面装着两本线装书，他的肋下还夹着一面铜盘。阿忠伸手将两人拽上来，卢灿结果塑料袋，伸手捏捏，隔着塑料薄膜，他依旧能感觉到书籍的软塌塌…… 坏了！真的受潮了！第727章又见四库古籍善本防虫、防潮保护是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文献收藏机构的重要工作之一，虎园博物馆有着标准的古籍除虫除湿的技术手段，可爱伦岛没有啊！虎博采用最先进的伽马射线除虫，也就是常说的“辐照杀菌除虫技术”，非常先进。它不仅不会对纸张、字迹色彩及装帧材料发生损害，也不存在放射性污染，不会危害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而且操作方便，经济实惠，除虫除菌速度超快。除湿相对更麻烦一些。古籍由于年代久远，纸张老化，且受自然因素影响，损害较大，因此古籍文献保护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较高。古籍书库温度一般在14度至19度之间，湿度在50%左右，如果大于75%，古籍就会变霉，小于30%就会干燥引起纸张脆化。因此，虎博的仓库除湿要求非常严苛，其通风系统和制冷、制热空调系统以及除湿技术都在为图书馆的古籍、善本藏书环境创造一种恒温恒湿的条件。现代除虫防潮这么麻烦，那么古代藏书楼又是如何防虫除湿的？顺便说两句，都是挺有意思的小手段，对于大家藏书有些借鉴作用。东晋时期，葛洪提出用黄檗汁浸染麻纸、有杀虫卵作用，黄檗又称黄柏，将黄柏内皮切开，放入水中浸泡，使其黄汁慢慢渗出，将准备书写的纸张放于黄柏水中浸泡，古人称这种做法为“入黄”。经过“入黄”的纸和书卷最大的特点是不怕虫蛀，不易受水浸，不易霉烂，不透墨等。浸染过的纸张呈黄色，很多例子证实这种黄纸有持久的防蛀性。唐代后期，流传一种染纸防蛀法，人们将植物马兰、木兰、兰草、槐兰制成浆汁用于染纸，既作染料又可防虫，这种纸被称为“碧纸”。南宋时，有一种印书用的“椒纸”，产于福建建阳，能防虫蛀。椒纸是用花椒果实的水浸泡过的纸，纸张的椒味可常年不散。花椒属芸香科，具有性热味辛的特点，可供药用，有止痛杀虫功能。古代藏书楼除虫的第一选择是“香草”除虫。书架、书柜中，每层存放一袋用纱布或沙纸包好的灵香草（每万册书约一公斤），整个书库、书柜香气四溢。如使用数年后香味减少，取出阳光照晒约半小时后香味恢复，可以起到长达数十年驱虫效果。还有一种方法经常被采用，那就是老旱烟叶，这种老叶子的除虫效果非常好，远比昂贵的樟脑丸要强。配合使用的方式，就是“晒书”——每年都需要将古籍搬出来晒一晒，阳光不仅能杀菌，除湿，还能除虫。明清时期，广东地区流行一种古籍的装订形式，在书的扉页、封底或封面加上一张单面抹上橘红色涂料的纸，涂料内含有铅丹，有剧毒，蠹虫一触即死。这种纸称为“防蠹纸”，也叫“万年红”。铅丹在空气中相当稳定，经千百年的岁月还可以保持着红色，可长期防止古籍遭蛀，如果失效，必须及时更换。这种除虫方式，呵呵，可以纠正沾口水翻书页的坏毛病！古代南方藏书的另一大难处就是除湿，最常用的就是生石灰。譬如天一阁藏书楼，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位于江浙宁波，地处南方湿度大，天一阁就采用夹层书架——每一个桁架或者书柜的下面有抽屉，放置生石灰包用以除湿。另一种除湿方式就是刨花和锯末，效果也不错，但这种方式不利于防火，因此大型藏书楼一般都不会采用。现在卢灿面临的问题是这些藏书已经受潮！亟需要接受光照除湿处理！这种事情，处理起来非常麻烦！卢灿手中的两本书，看得心焦不已！最上面一本，橘红色黄绸封面，下面一本同样装帧！贴签上写着“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太上感应篇卷九至卷十一”“文澜阁”！这是四库全书中子部中的一册啊！虎博有四库全书中的一函，从丁欢丁老家中购得，那是集部第十五函，很完整的一函，也是文渊阁所藏！捏着软塌塌的书籍，卢灿急的冒汗，“阿忠，你带人去镇上！买几台电风扇！” 卢灿所用的是书籍受潮严重的急救法——电风扇吹！风速流动会带走书籍表面的潮气，但电风扇去潮只能说是急救，它会加快书籍的氧化。现在顾不得这些，先将受潮处理完毕，再封装到真空袋中，运送回香江再处理氧化或者霉变——氧化严重可用白芨胶慢慢恢复，如果去潮不及时后果更严重。古籍受潮或遭水浸湿后，附在纸张上的霉菌孢子会迅速发育，生长出菌丝。霉菌的生理活动，就是建立在破坏古籍文本的基础上，霉菌的分泌物在书页上形成霉斑，使书页相互粘连，严重的会变成书砖…… 丁一忠急匆匆带人渡海去对面的小镇上，正在拆房子的余子静等人也被叫停，他们去游艇上搬运柴油发电机。 “阿木，我和你一起下去，我要看看情况！” 卢灿现在都不清楚，洞窟中的书籍，是不是全部受潮？听阿木介绍，情况不太妙。他的记忆中，有关庄士敦的这批藏书被中东小王子捐赠给爱丁堡大学的传闻，似乎没有提及损毁情况，也不知是记者不明白其中内情，还是被编写者隐瞒下来以增加故事传奇性，反正算是小坑他一次，让卢灿手忙脚乱。阿木走在最前面，拿着手电和蜡烛，卢灿同样戴上猪脸面具，提着手电筒紧随其后，后面又下来一位安保成员，一手提着工具，另一只手拿着手电在卢灿身边搜寻。从洞口斜着下行五米，卢灿便能看见一只只藤箱，整齐的沿着通道排列。其中有一只被打开——阿木的两本书籍，还有一面山纹铜镜，就是从这里拿出去。卢灿的手电照在这只打开的藤箱中，里面大约有五六十册古籍，最上层的三本，都是“四库全书子部”经典。啧啧！这庄士敦也不是啥好鸟！竟然从清宫内廷，顺出这么多的古籍？如果说都是溥仪赏赐，卢灿是不信的！清廷中后期，内廷的经书典籍管理制度非常宽松，京城许多大臣家的藏书，都是从宫中“借出来”的，最为有名的就是纪昀纪晓岚！别被《铁齿铜牙纪晓岚》骗了，真实的历史上，纪晓岚与和珅的关系非常要好，堪称忘年交——纪晓岚比和珅大二十六岁。和珅办事能力超强，精明能干，身世背景又好，乾隆一朝势力如日中天。纪晓岚本身就是一个御用文人，性情内敛圆滑，怎么会与和珅对着干？《清史稿》记载，两人同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事实上和珅是纪晓岚领导）时，配合的非常好，和珅对纪昀很关照，在纪晓岚多次因为“文字狱”受牵连时，都是和珅帮忙捞人才得以幸免。这也使得纪晓岚成为唯一得到善终的总纂官——和他一起担任总纂、总校的大员（包括和珅），或被吓死、或被罚光了家产，除纪昀以外，无一人得到善终。纪晓岚是文人，自然喜欢藏书，他担任《四库全书》编修、校官、大校，再到最后的总纂，一共经历十四年。这十四年中，他在内廷的借书记录是八百一十三次，合计伍仟二百多册。而归还的记录是三百一十七次，归还的总数为两千九百四十四册。呵呵，这中间的数额差呢？很自然成为阅微草堂的藏书！纪晓岚如此，其他人呢？尤其是到清朝嘉庆之后，内廷的借书记录，更成为一笔烂账，基本上只见出不见还。眼前这一框《四库全书》《子部》书册，八成是庄士敦“借”的。卢灿想不明白的是，庄士敦为什么把这些书藏起来，而不是捐赠出去？这不符合他“热爱中华”的心意啊？卢灿没敢大动，只伸出手掌，平平的轻按在书籍的封皮上，还好，还有些弹性，受潮的程度要比想象中轻——阿木带上去的两本是放在最上面的，受潮情况自然最严重。这发现让他轻嘘了口气。没有全毁，得感谢藤箱，这种藤箱的原材料为苏格兰特有的湾杨柳，晒干后韧性很好，防水性能不错。重新将藤箱盖上，卢灿问道，“到底了？” 透过猪脸的声音瓮声瓮气，卢灿用手电照照四周，依旧是一条窄长的甬道，斜向下去，但坡度不大，这里隐隐有空气流动，不是很闷，应该留有通风孔，而这通风孔恰恰就是古籍受潮的元凶。走在前面的阿木用手电照照前方，示意道，“不远了，前方拐过去就到洞底。” 转过弯道，豁然开朗，三把手电在里面纵横交错，卢灿大致能看清洞内结构。大约有两三百平米的空间，码放着一层层的藤箱——编织的藤筐，里面应该是庄士敦的各类藏品。卢灿用手抠抠石壁，捻捻，是火山岩风化颗粒，这座山洞应该是火山爆发后，火山岩被海水侵蚀后形成的空洞。他忽然想到一件事：这种风化火山岩的山丘上，真的能建城堡吗？地下有着如此巨大的空洞，建设纯粹的岩石城堡，不是找“塌”吗？晕！自己有些想当然了！赶紧将这些藤箱转移走，然后安排专业建筑团队进场。第728章天子信宝加上过道中的那些，一共有八十七只藤箱，另外，卢灿还发现一只红木匣。发现时，这只木匣被包裹一层层的牛皮纸，防潮用的，红木匣的材质是楠木，防腐效果一流，打开牛皮纸时，漆面光泽依旧耀眼。高三十公分，宽二十五公分，长四十公分，弧顶匣盖，四角包金，红漆雕五爪金龙，蝴蝶搭扣，中式插栓锁，没有钥匙。一看就知道，这是宫中的宝物匣。卢灿端起来掂量，大约有五公斤左右，不知道里面盛放着什么宝贵物品，示意阿木端上带走。洞内空气到底还是有些憋闷，又听见洞口初阿欣略有些慌张的喊叫，卢灿应了一声后，三人重新爬出洞口。 “你……怎么下去了？”阿欣一边帮卢灿收拾身上的灰土，嘴上还不忘埋怨一句。 “李老那边……？”卢灿连忙岔开话题。刚才自己确实有些着急，这种刚打开的洞穴，内部不明，还是有点危险的——譬如是否藏有毒物之类的。咯咯咯咯！提到李老，丫头先笑个不停，好一会她才停下来，抑制不住的笑着说道，“老爷子骂你了！说你在打他脸！” 呃？这老家伙！也是，这里的物品被他和华老搬走，结果自己带人竟然在空屋子中发现密室，岂不是说明他的观察不够仔细？ “李老和华老，他们定最近一趟来格拉斯哥的飞机，需要我们这边安排人去接机，大概中午能到。”丫头帮卢灿拾捯干净，“戴哥带领设备，开车过来，晚上到。” 格拉斯哥到伦敦有六百五十公里，坐飞机比开车更快，李林灿这是等不及先来看看。 “阿木，你来安排吧。” 洞中取宝这种事情，阿木、余子静几人都要比自己更熟悉，卢灿索性放权，让他们来负责全盘工作，自己稍后负责处理书籍的技术急救就行。房子是拆不成了，除了丁一忠带领外购电风扇的人员，剩下的全部集中到这里。余子静和阿木，很快带领人在洞口搭建起一座小型的滑轮吊，用雨布做成布兜，将已经有些风化的藤箱放入布兜中，整体起吊。至于洞内运输，也采用布兜形式，两人一组，抬到洞口。很妥当的方案。整个运输过程，缓慢而有序的进行，卢灿的目光，落在刚带上来的红木匣子以及阿木第一次带上来的铜镜上。这是一面典型的黑漆古山字纹镜。这枚山字纹镜在如此潮湿的环境中，竟然没有一丝丝铜绿，这就受益于其表面的“黑漆古”保护膜。老铜器被掩埋在墓室中，绝大多数都因为渗水或者土方坍塌，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铜绿，但也会有一些例外，那就是它们一直被搁置在干燥的环境中，会产生氧化铜和氧化亚锡（古铜器配方中含锡量很高），呈深黑色，俗称“黑漆古”，这玩意能隔绝铜器的再氧化。这面山字纹镜，应该出土于清末，典型的黑漆古铜镜，所以它在这海岛潮湿的环境中，还能黑黝黝的发着冷光。黑漆古铜器在市场上很受追捧，它们的纹饰往往保存的非常好，如果盘玩得当，较长时间后，就会慢慢恢复“传世古”光彩。但黑漆古铜器也有个毛病，那就是哑声——卢灿的手指弹上去，不是那种脆生生的“铛铛”响，而是发出一种类似于坚固木材的那种“喯喯”声，很难听。至于山字纹镜，老玩家基本都上过手——这东西的存世量不小，其盛行年代从春秋末到汉代初。中国有记载出土的各类山字纹镜约三千两百多块。所谓山字纹镜，就是指铜镜背面的主要纹饰为“山”字，按照纹饰类型，可分为“正山字”和“斜山字”。正山字纹镜非常罕见，1999年商丘春秋大墓出土过两面正山字纹镜，轰动一时。除此之外，没有听说过第三面正山字纹镜出现。卢灿手中的铜镜，自然也是普通的“四山字纹镜”，斜山字，算不得极品，但如果配合黑漆古，还是能跻身镇馆级别。他用毛巾仔细擦拭一遍铜镜，黑棕色，很深沉。 “古时候的山字，写得和现在一样嘛！”旁边的阿欣好奇的问道。呃！这是山字纹镜一直以来最大的争议——“山”字，究竟是文字还是纹饰？随着九十年代中国内陆盗墓的疯狂，山字纹镜大量出现在国际市场，山字纹镜的研究也变得非常热门。九十年代中期，许多汉学家认为，这个“山”是纹饰——最为代表的是由马承源、陈佩芬1998年12月主编出版的《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中，对山字镜纹饰认为“这种纹样是从东周青铜器上的勾连雷纹移植而来。如果把勾连雷纹截取一小段，除去雷纹，则是斜形的山字纹。” 这段话，差点为“山字纹镜”盖棺定论，但1999年商丘东周大墓出土的正山字纹镜，再度掀起考古界的质疑——正山字，怎么看都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文字而非纹饰。于是，盖棺定论被掀翻，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到目前为止对于山字镜中“山”字纹饰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认为它是文字中的“山”字，或认为它是文字中的“丁”字；国外有学者称象英文字母T；另一种认为是大自然山的形象，“刻四山形以象四岳，此代形以字”；另还有认为是“似亦为兽纹之一部所变幻”、是含有稳重吉祥的意味、是寓意：山脉江河为国界、是火型的变体、是楚伐中山等等。众说纷纭。所以，阿欣的问题，卢灿只得摊摊手，无法解答！好在这丫头并不在乎铜镜上究竟是不是“山字”，她更在意的是旁边的楠木宝箱——刚才卢灿已经和她解释过，这种雕龙宝箱出自于皇宫，是皇帝的宝箱——五爪金龙，只有皇帝能用，皇后与妃嫔都别想。皇帝的宝箱怎么出现在庄士敦的海岛上？难不成是那老家伙“顺”出来的？里面究竟装着什么？让她充满好奇！卢灿也很好奇。没钥匙？呵呵，在一帮暴力汉子面前，不是啥问题。余子静用一把老虎钳，轻轻一蹩，那挂金铜合金插杆锁自动脱落——锁具都没怎么损坏。余子静用一只藤箱盖遮掩住半身，将卢灿和阿欣两人挡在身后，然后才小心翼翼的推开箱盖。没有所谓的机关，箱子很平静展示在大家面前。黄绸铺底的宝箱中，并没有珠宝，一共有四件物品，两件印玺木匣托着两方大印，一枚长约一尺的白玉翡翠烟袋锅，还有一封牛皮纸信封。两枚印玺，卢灿一个个端起来看看。第一方是“天子信宝”和田青玉方玺，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清二十五宝之一，其作用是——“以命殊方”。意思就是皇帝对少数民族和属国地区颁令时，钤此宝。这方印玺还真不是庄士敦“顺出宫”的，极有可能是溥仪当时期望恩师能从英国找到助力，帮其复国——宣统皇帝潜意识中，还将英国视为“少数民族”或者“蜀国”。呵呵！当然，也可能与他当时没有更适合的印玺交给庄士敦有关。第二方是“宣统信印”，檀香木异兽钮方玺，这是手宝，也就是随身携带的私人印玺。这两方帝玺，一公一私，还真的能代表宣统，可惜，他高估了庄士敦的能力——庄本人在英国已经成为异类，根本不可能为他提供助力。这两方印玺，并没有出乎卢灿的预料——末代皇帝离开故宫时，当时奉命接手故宫的马衡院长就提到两个问题，其一就是“大清印玺”交付的并不完整！但因时局混乱，马衡院长的话，没有人理睬，最终无人问津。今天能在苏格兰的海岛之上，寻回清朝二十五宝之一——天子信宝。万幸！何谓清朝二十五宝？清“二十五宝”，是乾隆皇帝指定的代表国家政权的二十五方御用印玺的总称。中国皇帝印玺，一直有制可循。最早的皇帝玺印始于秦王嬴政，共制有六方白玉璃虎钮御玺，即“乘舆六玺”：包括天子三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与皇帝三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它们各自代表皇权的不同方面，例如皇帝之玺用于发布诏书、天子之玺用于祭祀神灵。此外，秦始皇另制一枚用于辟邪的方玺，上有李斯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铭文，传至刘邦后被称为传国玺，这样玺的转移也意味着朝代的更替。事实上，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诸王的印章皆称为玺，而在其统一后才明确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为玺。秦始皇确立玺印制度后，经汉、魏晋沿袭至北周时改为八玺，隋唐皆沿其制。在武则天时，因玺与熄谐音而改用宝字。从宋代起，宝玺的数目不断增加，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例如宋高宗时已掌有14枚玺印。至元代洪武时期，皇帝共刻有17方宝玺，而其职能也逐渐细化，譬如“发给一品至五品官的诰命用制诰之宝，发给六品至九品的用敕命之宝，奖励臣工的用广运之宝，敕谕朝觐官员则用敬天勤民之宝”等等。到明嘉靖十八年1539，另添置7宝，共计24件宝玺，即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政之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宝、奉天承运大明天子之宝、大明受命之宝、巡守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其使用范围涵盖了祭祀天地、颁诏册封、奖励臣工等。据载，明崇祯皇帝，每年使用御宝的次数高达3万余次。由此也能看出，崇祯的勤政在明代诸多皇帝中非常少见。清代的印玺制度，沿袭明代，但到了乾隆手中时，出现一点变化。这位爷太喜欢刻印——据《乾隆宝薮》及现存物粗略估计，其一生刻制印章达1800余方，用于公务的御玺延续至乾隆时已有39方，在使用时常出现混乱。这位爷在1746年对这些御玺进行核准，挑出25方重新划定功能，总算将清代印玺制度重新拉回正轨。天子信宝，就是清二十五宝之一！它的尊贵，不在材质与艺术，而是历史赋予它珍贵属性！绝对镇馆级别宝物！第729章庄臣遗嘱三件物品是一根尺长的旱烟袋。看过电视剧《铜嘴钢牙纪晓岚》的人们，除了为纪晓岚的聪明睿智和才华横溢倾倒外，还为他不论任何场合都手拿一杆大烟袋，悠然自得的吸食旱烟而赞叹。你看他把二郎腿一翘，手托着大烟袋，金光灿灿的铜烟袋锅，晶莹剔透的翠玉烟袋嘴，加上长长的青花烟袋杆，烟杆上，挂着精美玉石坠儿和骨头别棍儿的烟袋，嘴里“吧嗒吧嗒”吸两口，斜靠着椅子，仰脖张嘴，喷云吐雾，一缕缕青烟喷出口后徐徐升起，盘旋弥漫在头顶上，看那潇洒劲，看那惬意劲，真令人拍案叫绝，羡慕不已。真正应了那句“爷抽的不是烟，是才气！” 眼前这根尺二的旱烟袋，与电视剧中纪晓岚的那杆，还真有三分神似。一般的旱烟袋由三个部分组成，锅、杆、嘴，这根旱烟袋略略复杂一些，在烟袋锅与杆的二接头处，使用满绿翡翠套儿，使得烟袋锅可以拆卸清洗。杆长八寸，乌木的；嘴是白玉的，带嘴衔（内勾嘴）；二接头的套儿是冰种满绿翡翠的；烟袋锅是黄铜的。卢灿还发现二接头的翡翠套儿下方有一个小插孔，插着一根“耳挖勺”，银制的。它要比耳挖勺稍大，并不是挖耳朵用的，而是清理烟袋锅内部烟油的专用工具。啧啧，整器打造的非常别致而华丽。可惜的是配套的丝绸烟袋以及火折子，没有保存下来。在翡翠二接头部位，卢灿找到细如发丝的五个隶书字体“不入八分公”。这是清朝造办处的东西！造办处大家都听说过，可大家知道它其实还分为养心殿造办处与内务府造办处吗？两者又有何区别？呵呵，估计就没有多少人清楚。简单来说，养心殿造办处就是专供宫中用度的，制造皇家御用品的专门机构，它们的“总部”位于养心殿！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揍笨处”——意思是，这里全是顶尖的能工巧匠，本事不高，手脑不灵的工匠师不能到这里来当差的，来了也只有挨揍的份。养心殿造办处，汇集了国家最优秀的艺术和技术人员，这里的工匠创造了当时中国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无数国宝级的工艺品都是出自他们之手。可以说，从养心殿造办处流出的任何一件工艺品，都能被评为国家二级文物以上！比养心殿造办处次一等的，就是内务府造办处，也就是“匠作处”。匠作处主要负责整个朝廷、王公大臣家用的各种物品的制作——类似于国家工坊！两者同为造办处，后者要比前者庞大，乾隆朝拥有四十九匠作工坊；前者的工艺要求比后者更严苛，水平也更高！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不入八分公”又是什么意思？ “八分”就是八份。清朝入关之前，每战有所虏获，均分为八份，每个旗的有资格的贵族按各自等级参与战利品的分配。后来，这些人的身份逐渐固定下来，成为贵族的一种等级，称“入八分”。也就是说：八分是爱新觉罗氏对分配与待遇的规定。终清之世，宗室之待遇，有所谓“八分”，恩礼所被，以八分为最优。清立国以后，在爵位礼制中，又明确八种不同的礼制标准，以显示特权使用者的“入八分”宗室地位，这八件标准制式分别是：亮红顶（红宝石顶）、紫缰、朱轮、门钉、茶壶、团龙褂、家将（着装：王府头等护卫戴孔雀翎、其余各府戴蓝翎）、东珠（帽饰）。这八种器物，均由养心殿造办处制作。清代中后期，“入八分”成为贵族阶层的一道分水岭。入八分的权贵，无疑是清朝最顶级的贵族群体，譬如亲王、铁帽子王、贝勒、贝子、奉恩公等等；不入八分公，则是指一品官员、普通的公爵等。这根旱烟袋很明显是溥仪赏赐给庄士敦，也就是说，它是庄士敦拿到清末“一品大臣”的最好证据——当时溥仪已经退位，自然不能明目张胆的下旨赏赐一品官位，只能用这种“隐晦”的手段，来提拔人员。呵呵，一个洋人老师，竟然能拿到溥仪的“一品官赏”，这真是，让人无语…… 难怪庄士敦将它与两枚帝玺放在一起，这是他一生最荣耀的象征。这根旱烟袋，倒是可以和已经被运走的庄士敦一品补服，以及那串朝珠并列展览。有些遗憾的是，这根旱烟袋并非养心殿造办处所制，应该出自内务府匠作处，其玉石包浆，不超过百年，属于清末民初的东西。内务府造办处怎么还制造“烟袋锅”呢？这就要从中国浓厚的“烟”文化说起。烟草起源于南美，究竟什么时间传入中国？考古界一直没有定论，但很多人认为，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传入中国。这一答案正确吗？ 1980年广西博物馆文物队，在广西合浦县上窑明窑遗址发现3件明代瓷烟斗和1件压槌，压槌后刻有“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造”十三字。嘉靖二十八年，换算成公历为公元1549年。妥妥的打脸啊！虽然我们不清楚，烟草究竟什么时候传入中国，但1549年就已经有窑口烧制瓷烟斗，这说明在嘉靖年间，吸烟之风已经非常兴盛。那么烟草传入中国的时间，只能更早。驳斥明朝万历论的第二条理由则是“崇祯四年到六年的明代禁烟运动。”——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也不会严令禁止种烟草和吸烟。从万历年间到崇祯年间，只有区区三十年不到，就能形成一种让帝王感觉到威胁的风潮？这也太扯了吧。所以，考古界的结论，很多时候就是个“球”，别太当真。那应该是什么时候呢？不知道，但肯定比现在考古学家认为的的说法更早！不才，估计在永乐年间就已经有烟草传入中国。理由很简单，烟草在中国的最早名称是“吕宋烟”，而明永乐三年（1405年），三保太监郑和统率巨型舰队至吕宋，奉永乐帝诏书，委任晋江华侨领袖许柴佬为吕宋总督，统揽该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权，在任达二十年（1405-1424）。在此期间，许柴佬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施行孔儒礼仁之治，传播闽南农渔工商先进技术，大兴造船、纺织、制陶、种茶诸业，为吕宋国社会稳定、经贸发展、文艺繁荣作出卓越贡献。此时一度掀起闽南人移民吕宋风潮，吕宋和明朝的商贸往来非常密切。而吕宋最早有欧洲商人来往的确切历史是1395年，葡萄牙商船达迦西号，船上一共三十三名水手。烟草的最初发源地是南美，经葡萄牙、西班牙商人带到吕宋，很快经闽商之手，传入内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从明代开始，烟草兴盛，到清代时，已经出现顶峰——朝鲜《李朝仁祖实录》载：“辛本壬戊（1621—1622）以来，无人不服……”，这说明明末清初的东北，吸烟之风非常盛行，东北可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庭呢。因此，清朝自立国起，就盛行“烟草文化”——纪晓岚的大烟袋可不是杜撰的。《内廷宫记》记载：造办处日督造烟杆六十九挺，损楠木两方……六十九根细细的烟杆，竟然耗费两方楠木，可见当时工匠的精雕细琢！所以，内务府造办处出旱烟袋，没什么好奇怪的。将旱烟袋重新放入红木匣中，卢灿最后拿起那封牛皮纸信封。无封口，里面有四张横格纸，将信纸展开，两种字体，一中一英。卢灿对比着看了几句后，咧嘴苦笑，继而摇头叹息——庄士敦还真是个痴人！这竟然是庄士敦的“遗嘱”！遗嘱中提到三件事，全是拜托发现者帮忙的。第一件事是请发现密室的人，将两方帝玺，呈交给满洲国皇帝或者其继位者。庄士敦1938年去世，那时满洲国在东瀛的支持下，声势不小，想来庄士敦根本就料想不到，七年之后，黄粱一梦，伪满洲国烟消云散…… 即便卢灿有这心也没这途径，溥仪结婚五次也未能留下一子半女，两方帝玺交给谁？至于上辈子，卢灿也没有听说这两方帝玺的下落，估摸着被中东小王子私藏下来——皇帝用过的大印，兆头好，即便不是汉学家也会喜欢的。遗嘱的第二件事，就是密室藏品的处置。庄士敦在遗嘱中写到，“围绕在我身边的目光，疑惑、恐惧、嗤笑、不屑、傲然、鄙视，无所不包，唯缺少同情、关爱与怜悯，对我，对古老的东方，皆是如此……”。庄士敦回到欧洲后，估摸着也试图去帮溥仪找些路子，可是，他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对欧洲主流价值的“背叛”，自然受尽白眼与嘲笑。庄士敦一怒之下，带回来的这些藏品、古籍、字画，“埋入地下，不捐一毛”。在后来者该如何处理这些藏品的问题上，他在遗嘱中倒是提到，“若是机会成熟，请代为捐赠给满洲国……如果不合适，烦请捐赠给我的母校，爱丁堡大学。” 呃，捐赠这些书籍的原因找到了——中东小王子三十年后购买爱伦岛，这些书籍肯定受潮严重，损毁得厉害，在中东土豪的眼中，捐就捐吧，自己还省事。这会儿，伪满洲国早已经灭亡，密室藏品都落在自己手中，那就算庄老您“捐献给虎博”吧，卢灿在心底暗念两句。至于爱丁堡大学，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信件看完，卢灿折叠好，重新塞入牛皮纸信封，这也算是一份历史档案吧。自己完成不了他的遗嘱，但还是可以将他的“忠心”昭示天下的，也算是给庄老先生一点补偿。说实话，看完这封遗嘱，卢灿对庄士敦的事迹，挺感动的。早先年他接近溥仪，肯定带有功利性和目的性，但之后的一段岁月，尤其是去世前，他对溥仪的思念，还是很让人心酸——真没想到，末代皇帝竟然还有一位海外忠臣，致死都在怀念他！还真是……世事无常，出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