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章
留的时间不久,前后不到一分钟。所以,小车追尾电瓶车的可能性不大。 段明立即意识到:就在小车前头骑着电瓶车的红衣女子,极有可能当时突然主动停车,造成紧跟其后的小汽车也只能暂停驶入。 王元鹅居住的13栋离小区大门还有一两百米远,红衣女子在这里就停车,然后推着电瓶车步行去往13栋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是什么原因让红衣女子在进入大门后,会突然停了一下车? 根据小车车牌号,段明找到车主。 正在饭店吃饭的车主,突然接到警方电话,被要求在饭店稍等片刻,一眨眼的功夫就面对急匆匆赶来的两个刑警,这似乎让车主感到有些紧张。 在二人的安抚后,车主回忆半天,仍旧磕磕巴巴地说,那女人好像在哪里沾了一脚泥,进了小区大门后,大约是看到立在路中央的铁栏杆,所以停了车,坐在电瓶车上,往栏杆上踹了几脚,想把脚上的泥弄掉。 至于被问到有没有看到女人的脸,以及女人的高矮胖瘦,车主都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却仍旧畏畏缩缩地说,那女人戴着口罩,我按了一声喇叭也没回头,再说前后拢共不到一分钟,你们不来问这事我都不记得了,哪还知道她长什么样。 又歪着头想了半天,似乎想起了什么。 在段明期待的眼神中,车主却仍旧不失紧张地说,看起来,那个女人应该不胖,但也不瘦,算是不胖不瘦吧。至于有多高就说不准了,她坐在电瓶车上,没法判断。 看起来,车主提供的信息似乎没有多大作用。 但段明却并不这样认为,非得缠着同行的老刘再去一趟王元鹅所在的“柏林国际”小区。 老刘大惑不解。 “鞋印。那个女人在栏杠上跺脚甩泥巴,肯定会留下鞋印。”段明解释道。 老刘抬头看了一眼车窗外的瓢泼大雨,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你是说,她当时脚上沾的可能是水泥?” 段明像是小鸡啄米一样连连点头:“这是城区,她又骑在电瓶车上,沾上一脚土泥巴的可能性不大。” “距离‘柏林国际’不远的姚临巷,是条背街小巷,最近在翻修,到处在抹水泥,在巷子口拉了禁止通行的围栏。但很多骑摩托车、电瓶车的人不愿绕道,仍会见缝插针地钻过围栏,从巷子里过。” 老刘再无异议,一踩油门,直奔“柏林国际”而去。 可惜行车记录仪是在2009年才进入中国市场,不然,当时的段明也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但段明的付出终究没有白费。 铁制栏杠上,提取到了一只脚印。栏杆上的水泥已经硬化,十分清晰地呈现出脚印印记。 根据水泥脚印,警方继续推断出,红衣女子穿的应该是平底胶鞋,全长24.5厘米,脚跟宽度比较窄。以脚掌大小预估,凶手身高应该在1.6米左右,体重大概在110斤到130斤之间。 关键在于,红衣女子的身高体重恰好与张秀文相符。 “张秀文居住在临津门,从那里到‘柏林国际’,恰好要经过姚临巷,如果不走姚临巷,至少得绕道两三公里。”当时的汇报过程中,老刘又为坐实张秀文的嫌疑添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第74章 案中案(40)=== 原本打算针对张秀文的个人情况开展进一步调查,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由于调查王元鹅的社会关系,顺藤摸瓜之下自然追踪到了张秀文。 张秀文原名张继文,同王乾山离婚后才更名为张秀文。这也是马弘文的人直到现在才摸清她和王元鹅之间的关系的缘由。 个人姓名可以变更,身份证号码却不会改变。问题在于,警方仅知道张继文这个姓名,却不知道其身份证号码。 办案人员最初以“张继文”这一姓名追踪调查,结果找出来许多同名同姓的,却没有一个曾是王乾山老婆。 2008年利用信息化办案的手段远远没有现在这样成熟。一筹莫展的办案人员忽然想到王乾山的一对子女仍跟着母亲生活,灵机一动便开始搜索孩子的姓名,因此才追踪到张秀文。 张秀文于1974年出生,小学毕业,北方人,爱吃大葱,没有阅读的爱好,却喜欢“瞎折腾”,也就是鼓捣各类小实验,动手能力很强。 王乾山于1977年出生,准大学生,南方人,爱喝咖啡,自学中医,爱读《周易》。之所以说王乾山是准大学生,是因为他在高考毕业时,虽然考上了大学,但父亲王文辉却让他放弃学业,其中缘由后面再说。 这里要对比的是张秀文和王乾山,这一对曾经的夫妻之间的差异。光是根据王元鹅父母老家的邻居,和他们家的亲戚反馈的这些表面信息来看,似乎就能看出这二人最后为什么会以离婚收场。 问题在于,差异这么明显的两个人,又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在那个通讯交通都极为不便的年代,这两人原本应当是八竿子打不着,到底因为什么又会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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