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月光回来后_第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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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章

人物，也许都会不受控制，一幕幕的浮现在他眼前。到了后来，他会感觉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眼皮打颤。终于，闹钟发出了刺耳的铃声，将他吵得精神一震，但也只是费力地睁了睁眼皮。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闹钟的响铃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和目光。看到闹钟旁边的手机，想起自己留下的遗书，王元鹅兴许忍不住又骂了一句“去你妈的”，然后垫着脚尖踢翻了凳子…… 机械闹钟响铃后，只要不设置重复响铃，在无人关闭的情况下，一般2分钟后就会停止响铃。这样一来，就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吵到隔壁邻居。从这一点来看，王元鹅至少还是个睦邻友好的人。从王元鹅特意使用机械闹钟，而不使用电子闹钟或手机闹钟来看，王元鹅对上吊自杀显然有过精心准备。据此，王元鹅尸检出来的第二个疑点也被排除。在对血液进行检测后，出现了不能算是疑点的第三个疑点：王元鹅并未感染HIV病毒。马弘文和法医都被这个结果惊呆了。马弘文怀疑是不是法医哪里搞错了，好意提醒要不要重新再确认一遍，却被法医唾了一脸，说你这是怀疑老子在这一行里干了三十年都在吃白饭。话虽这么说，为慎重起见，拂袖而去的老法医回头又悄悄地化验了一遍王元鹅的血液，结果没有任何变化。然后，法医将血液检测报告甩在马弘文的脸上，要他要嘛自己再去检测一遍，要嘛就去调查。马弘文当然选择后者，但调查结果和文韬所述基本一致。至此，警方终于确定堰城家喻户晓的“抗艾英雄”仅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王元鹅是否感染HIV病毒，和他是不是自杀，这二者之间并无多大关联。因此，这所谓的“疑点”，似乎并不算真正的疑点。据此，尸检报告最终的鉴定结果，仍旧认定王元鹅为上吊自杀。 ===第66章案中案（32）=== 起初，马弘文对王元鹅的“自杀”持有较深的怀疑态度。在他看来，一个人要自杀，就和要去杀别人一样，必须得有充足的“作案动机”。尸检报告只能作一参考，是重要证据，但并不能真正为王元鹅的死定性。尸检报告是根据现场环境和王元鹅的尸体特征得出的结论。在马弘文眼里，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人为布置，最终让警方“鉴定得出”这一结论。线索和尸体是会“说话”的，但在高明的“犯罪大师”的有意布置下，有时候也会“说假话”。在尸检报告的基础上，如果同时还能找出“自杀动机”，那么王元鹅的死才能真正被定性。因此，尸检报告出来前后，马弘文一直在就王元鹅的社会关系进行紧锣密鼓的调查，试图找出他的“自杀动机”，或者说是在调查了解他有无“被杀”的事端或可能性。经深入调查，王元鹅服用的三唑仑超出医院配给分量的部分，系他本人通过张培从黑市上购买。张培就是电视台派出居中联络、照顾王元鹅的人。张培是王元鹅上吊前接触最多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和王元鹅有联系的人，更是现场的第一发现人。王元鹅如果是他杀，张培毫无疑问就是首要嫌疑人，更是着重调查的首要对象。从保存的影像档案来看，张培瘦巴巴的，王元鹅的死让他深受打击，显得精神萎靡，脸色苍白，看起来就像个吸食毒品的“粉子鬼”。 “为什么要帮王元鹅从药贩子手里购买三唑仑？”马弘文的小眼睛一直盯着张培，在得知王元鹅是通过他非法购买的三唑仑后，开门见山地问出了第一个疑问。张培一直怀疑对面坐着的那名矮矮胖胖的警察在闭着眼睛打瞌睡，直到对方开口发问，才确定那人应该是睁着眼的。王元鹅死后，这并不是张培第一次被警方问话。但之前找他问话的并不是马弘文，而是其他人，问的问题也基本集中在王元鹅死的当天夜里他在哪里、在做什么、有无不在场的人证物证等。张培都一五一十的老实交代，经核实后基本被排除了嫌疑。但王元鹅通过张培购买了三唑仑这一事实被警方挖掘出来之后，他又重新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高明的谋杀案作案人，作案时不一定非得在案发现场。比如投毒谋杀，作案人只要掌握被害人的作息时间和生活规律，完全可以事先将毒药溶入被害人饮用的食物、水源中。再比如，一些“教唆自杀”案中，作案人利用被害人受挫、情绪悲观等特有条件，通过对其进行Pua或洗脑等方式，灌输“自杀就是解脱”“死了就一了百了”等消极思想，最终教唆推动受害人“自杀”。毫无疑问，张培对王元鹅的个人情况、情绪状况都掌握得比较清楚，同王元鹅的联系和接触的时间较长，并且极为密切，完全具备“教唆他人自杀”进而“帮助自杀”的犯罪条件。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