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
情绪表达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往小了说,人的喜怒哀乐,非以这两个词不能尽情尽兴。只要说了这两个词,会发现其他的任何修饰,说得再多都是累赘。 往大了说,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千姿百态的浮世,气象万千的情绪,非以这两个词不能包罗其中。这两个词充满张力,蕴藏能量,力量感十足,更情绪饱满,能高度凝练概括任何人的一生。 从遗书内容来看,王元鹅应当是个不乏幽默感的人,似乎也是个有深度的人。 经历决定厚度,厚度决定高度,高度决定深度。 一个经历阅历丰富的人,一个有深度的人,在即将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回忆自己的一生,应当会感到五味俱杂,内心似有千言万语不吐不快,但话到嘴边,却浓缩成了四个字——去你妈的! 说了这四个字以后,瞬间觉得通体舒泰,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一样,无一个不畅快。 这四个字完全概括了王元鹅的一生,浓缩了他的一切情绪。不管他的人生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也不管他临死前的情绪是轻快的还是沉重的,是看破红尘的淡然还是被现实压迫的绝望。 马弘文看着文韬手机里的遗书,想到外界舆论乱七八糟的质疑或言论,再看看并无更多线索的现场,忍不住也说了句“去你妈的”。 文韬的遗书虽然不走寻常路,却也不算什么可疑之处。 毫无疑问,法医的现场勘察排除了王元鹅系他杀的嫌疑,基本可确定为自杀。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王元鹅的死到底是不是自杀,不乏质疑的声音。 为堵住悠悠众口,更为慎重起见,警方进行进一步尸检,发现王元鹅喉头舌骨骨折,指甲没有缺损,指甲缝里没有其他残余物,没有检测出其他人的DNA。 这些都是上吊自杀,并非死后被人挂上去、伪装上吊的力证。 通过外力被杀的可能性基本排除。考虑到王元鹅有可能在被药晕的情况下,被人挂在绳子上,伪装成“上吊”,法医接着对王元鹅尸体的内脏和血液进行检测。 尸体各内脏器官呈明显的瘀血状态,血液呈暗红色、流动性。脾脏呈缺血状态。器官被膜下、黏膜瘀点性出血。同时伴有肺气肿、肺水肿、胰腺出血等。 这些都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尸体内部征象,符合上吊自杀的特征。 但是,尸检过程中很快出现了另一个疑点:在王元鹅的胃里检测出过量的三唑仑药物成分。 三唑仑为处方药,是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失眠。王元鹅因扮演“抗艾斗士”这一角色压力过大,经常出现失眠,需服用三唑仑助眠。 医院有给王元鹅开具这一处方药的记录,但剂量远远低于他死前服用的剂量。 如果大剂量服用三唑仑,就会产生麻醉的药效,换言之,三唑仑一旦过量就是毒品。 在黑市中,三唑仑有着“迷药之王”之称。多名自称售卖三唑仑的药贩子表示,此药无色无味,见效快,持续时间能达到数小时,且受害人清醒后会“失去记忆”。 因此,三唑仑也是黑市中热销的一款“迷药”。多名专家曾评价称,一旦这种药物被人体吸收,受害人几无自救可能。 根据药量判断,王元鹅服用的三唑仑,足以造成他在一定时间内失去知觉,任人摆布。 但现场并未发现搏斗或有外人进出的痕迹。因此,让王元鹅过量服用三唑仑的嫌疑人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 再结合之前发现的出现在餐厅的闹钟,以及王元鹅的目光始终注视着闹钟正面钟摆,马弘文和法医一番讨论后,得出了一个推论: 为减轻痛苦,王元鹅在上吊前给自己服用了过量的三唑仑,闹钟的作用就在于药效即将发挥之前,能让他掐准时间上吊。 王元鹅因失眠在较长时间内服用三唑仑,对其药效作用十分熟悉。只有精确的掌握并算准药效发作的时间,才能在自己失去知觉之前和最大限度降低痛苦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上吊的时间点。 可以想象得到,王元鹅在上吊时极有可能是这样一幅场景: 将好几个药瓶里的三唑仑全部倒进嘴里后,王元鹅给自己狠狠地灌了几口水,心里计算着药效发作的时长,然后不急不慢地拿起闹钟,设置好响铃的时间,再踩上椅子,将挂在风扇灯上的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缠了两圈,然后静静的等待闹钟铃响。 在等待的过程中,时间显得漫长而又短暂。他会在想什么?回忆自己的一生,还是清空自己的思绪,仅是听着自己的心跳?他还有没有想见的人和想做的事?既然选择逃离这狗屎一样的人世,那他应该是了无牵挂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元鹅的倦意越发强烈,思绪越发散乱。那些好的和不好的记忆,快乐和不快乐的往事,伤害和被伤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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