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妈妈的乱伦史_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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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沙沙声消失了。 “现在我又能听清了。” “罗伯特，你做到了。”昂热拉的声音听起来语无伦次，低声细语，“你做到了。我……我也爱你。我的天，我想，我没有你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我知道！我知道！你离得这么遥远。” “咱们彼此拥有。” “对，罗伯特，对。” “我没有你也……”沙沙声又响起来了。我等。喇叭声在重复呼叫前往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公司的旅客。过了一会儿那噪音又消失了，但这一会儿让我觉得好像过了好久。“我没有你也没法活下去。” “昨天夜里我一分钟也没睡。咱们的所作所为真是疯了。” “甜蜜的疯狂。” “邪恶的疯狂，罗伯特。我不相信咱们能幸免。咱们的所作所为是被禁止的。” “谁禁止它？” “咱们在伤害另一个人，因此它是被禁止的。上帝禁止它。而且……” “我不在乎，不管上帝……” “你让我讲完！我要讲的话实在太可怕。” “你要讲什么？” “我也无所谓！完全无所谓！你知道吗，我多么爱你，尽管咱们做得不对？尽管有这一切？我多么爱你，可是还没有真正认识你？” “我……” “你见过律师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等。哪怕是清晨五点钟，你打，好吗？” “好。”我说。沙沙声又响起来。我听不懂昂热拉的话了。喇叭里的声音第三次呼唤前往法兰克福的旅客。沙沙声不断。没有意义。我将话筒放回叉簧，走到我所在邮局的柜台付费。然后我急忙——是的，我急忙，我紧赶慢赶，我一下子又能跑了——跑向一家花店。在那里我把昂热拉的详细地址给了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 “买两百马克的‘宋娅’。”我说，“请您打电话到戛纳。请通知加姆贝塔广场上的‘花月’花店，您能在您的全欧送花服务簿里找到。” “当然，先生。要写点什么吗？” 两百马克……要不要呢？ “当然要写点什么。我写下来。”我写好，付完钱。两百德国马克，外加电话费和全欧送花服务费。然后，我背着旅行包穿过飞机场简直是没有尽头的过道。我的脚疼起来。我继续跑啊跑。一位机上服务员在14号登机口等我。 “去法兰克福吗？” “对。” “汽车开走了。那辆大众车送您去飞机。” “谢谢。”汉莎航空公司的一辆蓝黄两色的大众车停在外面，发动机响着。司机几乎没等我在他身旁坐下就开动了。车门飞速关上。 “大人物总是慢吞吞的。”司机怒冲冲地说。他很年轻，脸板着，长满粉刺。我想，他这么怒气冲冲，肯定是因为粉刺。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的心跳得那么急，我感觉到它冲到了喉咙里。昂热拉爱我。她爱我。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吞下两粒药，心里想。当我在法兰克福约会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时，昂热拉已经收到玫瑰了。 “那辆大众车绕了个大弯驶近那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一位不耐烦的空中小姐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我跳下去，一瘸一拐地沿着舷梯上去。” 我在纸条上写给昂热拉并且将跟“宋娅”一起送到的话是：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对不起，”我对那位美丽的、气呼呼的空中小姐说，“我真的很抱歉，请您原谅。” 空中小姐不答理我。她把我推进飞机，关上门，闩好。我在一个靠窗户的位置上坐下来。我的脚仍在疼。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37古斯塔夫说，在洛歇街附近。我坐一辆出租车驶出机场，经过高速和快速公路，从现代化的、刚刚冒出来的高大住宅楼和绿化带旁驶过。后来，景色突然大变。我们陷进了小胡同的迷宫。两边的房子歪斜破败。我好像忽然跌进了另一个时代，回到了最遥远的过去。弗雷德?莫利托尔就住在亚历山大街上的这么一套破屋子里。来到二楼，一位高大的胖女人打开门。她肯定有六个下巴，跟整个房子一样散发出酸菜味。 “我是莫利托尔夫人。”她以令我吃惊的低音说，“对不起，我还围着围裙，正在洗碗。您知道，我们总是吃得很晚。弗雷德得睡很长时间。您去客厅里吧。弗雷德马上来，他正在小睡一会儿，但是他说了，如果您来了，就让我叫醒他。” 于是我到客厅里坐下，一个挂着织花壁毯的小房间，摇摆不稳的家具，圆桌上铺着织花台布，电视机上方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墙洞里摆满穿服装的布娃娃，都是在机场或纪念品商店里能买到的那种——一位西班牙女人，一位巴伐利亚人，一位荷兰女人——还包在赛璐玢纸里。我坐到一张沙发上弹簧咯咯响。窗户旁挂着一只鸟笼，养着一对小鸟儿。阳光洒照进房间，令我目眩。我一踩，地板就嘎嘎响。壁毯上起球了。墙壁上定是潮湿的，我想。这里也有酸菜味。门开了，一位年约五十五岁的男人走进来，骨瘦如柴，面无血色，像所有的夜班工人一样，脸颊凹陷，眼圈黑黑的。弗雷德?莫利托尔——这么个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他穿着拖鞋和晨服。他疲惫的眼睛红红的。他伸给我的手软沓沓的。地板也被他踩得嘎嘎响。当室外一辆汽车驶过时，屋里的一切全颤动不已。 “来一小杯酒吗？”莫利托尔问，跟他的妻子相反，他的声音非常尖，“来杯利口酒吗，卢卡斯先生？” “不，谢谢。” “来吧，不然你会伤害我。”他从电视机下面的一张橱里取出一瓶酒和两只杯子。他把它们倒满，跟我干杯。利口酒甜得起腻。我有点难受。莫利托尔舔舔嘴唇。“好不好喝？我最爱这玩意儿。” “莫利托尔先生，泽贝格要您将您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没错，是的。关于赫尔曼先生，愿上帝让他快活。”疲累的眼睛活泼起来，令人反感地打量着我，“可怜的赫尔曼先生——他那时候还给过我钱，好让我不跟任何人谈。” “但您后来还是跟人谈了——跟泽贝格先生。” “这是另一码事。泽贝格先生是银行的人。这是我的义务。” “跟我谈就不是您的义务？” “我想不是。我对警方也什么都没讲。完全是因为泽贝格先生讲了，我应该讲给您听。我根本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如果泽贝格先生委托您这样做呢？” “您知道，在保安公司我挣的只是糊口的钱。您看看我住的。我妻子肾有毛病。我本人——我还能工作多长时间？我是个穷人，卢卡斯先生。” 环球保险公司的总出纳按照勃兰登伯格的指示给我钱。我把两张一千马克的票子放在花边台布上。 “赫尔曼先生给了我五千。”他以他那像阉人似的声音不满地说。 “我给您两千。要是您不对我讲，我就告诉警方，您隐瞒了情况。” “这是敲诈。” “对。”我说。 “三千！卢卡斯先生。穷人也得生活。” “两千，就这么多。”我说。一辆卡车在我们下面驶过鹅卵石路面的狭窄街道。整座房子又颤动起来。 “我本以为您会更人道，卢卡斯先生。” “喏，我可不是这样。发生了什么事？请您快讲！” “办事得公道。”莫利托尔的晨服上满是饭渍，衣袖起毛了。他的拖鞋破了，款式过时了。“我要吃饭！我不得不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他离不开那儿。我在电话上把一切全讲给他听了。这花了多少钱啊！” 我再把一张五百马克的票子放到桌上。他假惺惺地客气。 “我就知道您是个好心人。再来一杯利口酒？当然了，当然了，怎么也要来一杯！”他又拿起了瓶子。我不再喝，他贪婪地喝下他的利口酒。“啊，这真舒服。在吃过酸菜之后，我不停地翻胃。好了，您看看，我被分给了赫尔曼银行，已经九年了。跟三位同事一起。我们的任务从晚上六点到清晨七点。周末和节假日另有一组人，换我们的岗。我们有我们的考勤钟。各有各的楼层，我们在银行里实际上走个不停。手枪，催泪弹，当然都配备了这些东西。您认识泽尔街上的赫尔曼银行吗？” “对。” “宏伟吧？人总会累的。清晨我总是筋疲力尽。回到这破房子里又不能好好地睡。老是有卡车。两年来它们将这里的一切全改道了。我简直要崩溃了。我的医生说……” “莫利托尔先生！” “好吧。您听好：那是四月二十五日，半夜时分。实际上已经是四月二十六日了，因为赫尔曼先生到零点三十分左右才来。那是个星期三。” “还有呢？” “那好吧，星期三凌晨零点三十分左右，侧门的门铃突然响起来。我那天夜里在底楼值班，在营业大厅里。于是我走过去，透过钢门上的猫眼，看到赫尔曼先生站在外面，燕尾服、大衣、帽子和白丝巾。他非常激动，双手乱挥，要我放他进来。如果我们当中没人为他开门，连赫尔曼先生夜里也进不了银行。我当然开了。三把特制的锁。您熟悉银行。他走进来，激动得讲不出话来，只说他还得工作。” “在凌晨零点三十分？” “对。我也这么想过。” “他常这么做吗？” “什么？” “在半夜跑来。” “我在那里这么长时间，他只有这么一次。我告诉您，这个人快中风了，心肌梗塞，我怎么知道是什么毛病。他真的在颤抖，全身颤抖。” “他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只是万分激动。光是低语。我的同事们在哪里？在室内，我说。他把五千马克塞进我的手里——我说的是五千，卢卡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