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真大科学家_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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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

定知道答案一般。 “我又如何知道？”史十三莫名其妙地答道，“这些秃驴的事情，我可没有兴趣。” 李清注视史十三良久，目光渐渐缓和下来，淡淡说道：“可是我怀疑这些和尚，根本是宋朝的奸细。若我所料属实，他们假化缘行医传经之名，深入各部落，目的是为了探知大夏虚实。一旦他们把消息全部传回宋朝，大夏国对宋朝而言，便再无半点秘密可言了。” “既然知道，何不全部抓起来，几个秃驴而已！”史十三不以为然地说道。李清凝视史十三，叹道：“没有证据，如何敢抓人？满城的贵人，都是他们的后台。何况百姓中信佛者更多……那个明空和尚，我也会过了，似乎的确是去过西天的，居然还懂梵文，又明于佛理，我请了几个和尚讲经，都斗不过他，反为他添了不少名声。” “何不问他去西天一路之见闻？” “也曾问过，他说得头头是道，也没有人知道是真是假。” 史十三沉吟一会，问道：“明空没有破绽，他身边的小和尚们，岂能没有破绽？” 李清有几分疑惑地望了史十三一眼，惊讶一会，顿觉脸红。不知为何，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李清心中一直隐隐怀疑史十三的身份，但是史十三与自己相交甚久，非比寻常，自是不便如对明空一般明目张胆地质问，因此只是出言试探。这时候见史十三毫无顾忌地为自己出谋划策，心中不免觉得惭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李清始终觉得史十三的身份，极为神秘。 “那些和尚，有些是明空的弟子，跟了他许多年了，有些是新剃度的，真要找破绽，却是难找。”李清无可奈何地笑了笑，道：“其实无端怀疑他们，我亦觉得有点不妥。但是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这些人凭空冒出来，实在可疑。偏偏那些部落首领，十之八九，对他们还崇信有加……” 史十三冷笑道：“既是如此，他们便是上了当，也是活该。” 李清只是不住的苦笑。史十三微睨他一眼，用讥笑的口吻说道：“你又不是党项人，你操的又是什么心？” 李清先是怔了一怔，随即脸色铁青，咬着嘴唇，定定地望着史十三的眼睛，目光灼灼，似乎想要从史十三的眼中，看出他内心的所思所想。史十三却似乎是浑然不觉，又或是根本不在乎李清的想法，只是自顾自的自斟自饮起来。待送走史十三之后，李清的脑海中，不断的回响着史十三的那句如刀子一般尖锐的话：“你又不是党项人，你操的又是什么心？”的确，李清不是党项人，这一点，李清与梁乙埋不同，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汉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汉人！但是，夏国王李秉常的知遇之恩，却是同样让李清感于五内的，他心里也希望能辅佐李秉常建立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然而，无论如何，李清逃不脱那个魔咒： “你又不是党项人，你操的又是什么心？！” 朴素的种族感情、出生于文明中心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文化骄傲感、还有千百年来的风俗习惯留下的印记，让李清始终无法从心里否认自己是一个汉人，他也不愿意否认这一点，甚至在潜意识中，还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在一个民族意识尚未完全觉醒的时代，一个“天下观”尚未被“重华夷之防”的民族观完全代替的时代，李清的心中，还有一种情愫：那就是诸夏文明中，一种“士”的情结。什么是“士”？士为知己者死！在宋朝时，李清不过是一个不受重视的低级武官，因为一次战争而被俘降夏，自负一身才华的他不肯轻易就死，却也无法回归宋朝，只得期期以李陵自许；但是，在西夏的李清，却受到意想不到的重用，直至有一天，终于成为小国王李秉常的亲信！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李清而言，又岂能不想报答这位年青君主的知遇之恩？月华清冷，长廊九曲。月光将李清的身形拖曳出长长的阴影，在长廊下，他整个人都像笼罩在阴影之中。紧蹙双眉的中年男子，抬头仰望月空，终于只能发出喟然的长叹声。 “夫君。”不知何时，卫慕氏已经站到了李清的身后。“是朝中又有什么难解之事么？” 李清默默摇了摇头，却没有转过身去。他感觉到有一双温暖的小手攀上自己的肩膀。卫慕氏帮李清轻轻的系上白色披风，柔声道：“无论什么事情，都会解决的。” “是啊，无论什么事情，都会解决的。”李清轻轻重复了一句，忽然一笑，将卫慕氏搂入怀中，道：“给我备马，我要去看看宋朝那个武状元。” 文焕是被单独囚禁在隶属于翊卫司的一间小院子里，地点十分隐秘，西夏人派出了二三十名士兵专门看守他。李清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见文焕了。曾经意气风发的武状元消瘦了许多，下颌的胡子凌乱的生长着，脸上也多了几分沧桑之色。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文焕变得成熟起来。李清十分清楚地知道文焕经历过什么，西夏人曾经用战马拖着他跑了十几里地，也曾经六七天不给他任何水和食物，当然，也曾经让他享受过美女佳肴……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甚至让人感觉到有点轻佻的武状元，却始终没有屈服，虽然他也不曾自杀。当西夏人招待他美女佳肴时，文焕当仁不让的享受者，对说客们的喋喋不休充耳不闻；在西夏人失去耐心，用酷刑与饥渴来威逼之时，文焕虽然几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是却始终不肯背叛大宋。但是即便如此，李清也知道，还是有许多的西夏人看不起他，因为他们认为文焕没有勇气自杀。正如许多西夏人也同样看不起他李清一样。而文焕所要承受的压力要远大于当年的李清，因为他是武状元！深受皇恩的武状元，在许多人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生存的立场的！如果他能绝食自杀，也许会赢来更多的尊重。但是文焕毕竟是个年轻人，他的理想还没有开始。也许他还指望能活着回到大宋。许多人是这样的嘲笑这个只欠一死的武状元，但是李清对文焕，却有一种奇妙的感情。他不认为期望活着回到故土，是一件多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虽然李清也知道，即便文焕回去，面临的，也将是遍布天下的怀疑的目光。 “李郎君。”文焕的脸上，竟然泛出了一丝笑容：“你气色不是太好。”“李郎君”是一些西夏人对李清的称呼。李清随意找了张凳子坐在文焕对面，淡淡问道：“可还习惯？” 文焕讥讽的望了李清一眼，话中带刺地说道：“我不似你，习惯不了。” “是啊，你不似我。”李清定定望了文焕一会，突然叹了口气，举起手来，拍了拍手。两个亲兵立即端上一壶好酒、几盘小菜。李清指指酒菜，说道：“今日与君同饮。” 文焕心里一怔，以为是自己死期将至，当下端起酒壶，斟了一杯，一口喝了，又斟了一杯，却不管李清，又是一口喝干，笑道：“这酒不错，可惜有酒无友，好酒也没个味道。” 李清知道文焕心里甚是鄙薄自己，他早已习惯，也不介意，自己给自己斟了酒，也是一口喝掉，只觉得明明一壶史十三从汴京私带过来的烈酒，入得口中，却竟是一点味道也没有，倒似白开水一般。他一口气连喝数杯，方悠悠说道：“我知道状元郎看不起我，但状元郎可知道我是何人？！” 文焕冷笑道：“你不过是背祖忘宗的汉贼罢了。” 李清却不去理他，自顾自地说道：“你可知道大宋嘉佑二年麟州之战？我本是宋朝府州守军一军中小校，当年没藏讹庞大举出兵，击败郭恩，我便在此役中为夏人所擒。嘉佑三年夏人出兵攻吐蕃青唐城，虽然大败而归，但是我却因立下功勋，受到惠宗赏识。从此跟随惠宗左右，屡次与吐蕃、宋朝作战，颇立功勋，封为将军，妻以贵人之女。惠宗驾崩前，将我送至太子帐中――也就是当今夏主的帐中，托以护卫之重……自我入夏至今，已有整整二十年，我的长子，也有十二岁了！” “好好的汉人，做了二十年的贼，又有何值得夸耀的！”文焕毫不客气的嘲讽道。 “你又知道什么？”李清淡漠的扫了文焕一眼，道：“你可知焦用是谁？” 文焕听到这个名字，似觉耳熟，一时却想不起来是谁，再看李清神态，不觉狐疑，当下默然不语，只是看着李清。李清淡淡笑了笑，仿佛知道文焕必然不知，继续说道：“焦用本是狄武襄公旧部――我亦曾与你说过他――便是因为他触犯军法，韩琦欲诛杀之，狄武襄公亲为求情，说焦用是好男儿，韩琦却道：东华门外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竟诛杀焦用。当年我在宋朝，与焦用之族侄同居一营，此事是我亲耳听闻得来，当真让人寒心。” 这件事情，文焕本也听说过――不说在宋朝的耳闻，就是当初李清劝降他，也的确曾经提及此事，不料李清于此事耿耿于怀，还另有一层原因，至此时方知――文焕虽一时记不起焦用之名，但此时却也明白李清所说并非谎言，只是说道：“往者不可追，今日之大宋，有石学士建忠烈祠，早已不同以往。” “当日你也这般说。”李清冷笑道：“但是我却终是难以相信。宋朝一向重文臣，张元殿试不第，遂降西夏，引景宗攻宋。自此以后，宋朝殿试不敢黜人。若由此观之，宋廷君臣，唯有打痛了他们，他们才能刻骨铭心。若有一降将能将宋朝打得不得安宁，或许宋廷从此能略重武臣，亦未可知。若说一个石越，便能让宋廷从此不重文轻武，谁能信之？” 文焕哼了一声，扭过头去，不肯说话。李清顿了顿，又继续说道：“你是武状元，你说宋朝不重文轻武，那你这个武状元，真比得上文状元？为何宋朝真正边关名将，除少数几人外，都是文进士出身？” “百年之风，非一朝一夕所能完全扭转，但是今日之大宋，无论王相公还是石学士，都道重文不必轻武，早年矫五代之枉过正，现在已有改变。” “重文抑武，是宋朝赵官家的祖训，又如何能凭王安石与石越的一张嘴便改变？”李清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喝了，高声道：“我在宋朝之时，有功不能赏，拼死战斗，亦难以升迁，功勋再高，亦不免受气于腐儒；到了夏国，虽是汉人，但有功必赏，勇猛必奖，男儿提三尺宝剑，便可受君王恩宠，建功立业，封妻荫子！我问你，凭什么便要为那个不重视你、看不起你的朝廷卖命？” 文焕凝视李清良久，忽然脸上竟是露出同情的表情，他淡淡说道：“你生不逢时，没能遇上石学士，有些道理，你自然是不知道。” “石越又有甚高明之见？” 文焕又看了李清一眼，缓缓说道：“凡王者之国，其国家，则不必先问臣民为国家做过什么，当先问国家为臣民做过什么？其臣民，则不必先问国家为臣民做了什么，当先问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这是石学士在白水潭学院讲过的一段话。”说罢，顿了顿，又义正辞严地说道：“我文焕既身为大宋之臣子，无论大宋是好是坏，是不是对得起我，我都只能忠于大宋。你以为朝廷重文抑武，使你受了委屈，便可以成为你背叛祖宗的理由么？难道你在西夏，便不曾受西夏羌人的歧视么？为何你可以背祖弃宗忍受西夏羌人的猜忌与歧视，却受不了父母之邦的一点委屈？” 这番话说出来，李清却是闻所未闻，一时间竟是百感交集，怔在当场。文焕打量着面前的这个中年男子，心中也是波潮澍湃。在文焕看来，李清的行为是可耻的，身为大宋人，却甘为夷狄，这是文焕无法认可的事情；但是李清又未必不是可怜甚至是可惜的，文焕也知道，哪怕李清没有被俘，以李清的才华，在西夏能受到赏识，但是在大宋，却可能被生生埋没，士为知己者死，李清对夏主的感激，文焕自然能够理解――但可惜的是，李清的知己者，是一个错误的对象，而这一切，又并非李清本人所能掌握……在这个时刻，文焕甚至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只是带着复杂的感情，来观察着李清。文焕几乎忘记，他自己的命运，也不比李清好多少。文焕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他的才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他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下可以彪炳青史的功勋！文焕也不愿意投降西夏。他是大宋皇帝钦点的武状元，他们文家可以说深受国恩，他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忠臣烈士！文焕知道，如果投降，他就会身败名裂，成为家族的耻辱，被后人唾骂！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不降，西夏人迟早会用自己的人头，来当作鼓舞士气的工具。二选一的难题，文焕亦不知道如何选择。坐在翊卫司某间隐秘的小房子里面的两个男人，也许会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大宋，陕西路，京兆府，陕西路安抚使司。陕西帅司衙门里里外外都张灯结彩，如同节日一般，进进出出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抑制不住的笑容，每个人的脚步，似乎都变得轻快许多。似乎一切都是如此的顺利，喜事多得让人不可思议。在平夏城，高遵裕击溃了梁乙埋的部队，并且俘虏了四万余人的俘虏。大宋朝的皇帝陛下，在紫辰殿接受了百官的祝贺，然后命令高遵裕挑选三千名俘虏押解至汴京，举行隆重的献俘仪式。封赏的命令虽然没有下达，但是一次大规模的赏赐，已经不可避免。在普通的百姓与一般士林的舆论看来，朝廷对于帅司石越、主帅高遵裕、副帅种谊、郡马狄咏等人的褒赏，将非常值得期待。战争的胜利还不止来自一处，在讲宗岭，一个叫何畏之的名不见经传的布衣，率领一群乡村弓箭社的准乡兵组织，偷袭讲宗岭，火烧讲宗城，将西夏讲宗城守将野利济的人头送至京兆府，更加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在此之前，陕西刺募十万义勇，西夏人也不过是当成黔之驴观之。而如今，不足一千名连乡兵都称不上的陕西儿郎，竟然将数倍于己的兵力把守的讲宗城给烧了，还砍下了西夏守将的人头！对于整个战斗的过程，民间的说书人各凭自己不知何处听来的细节，添油加醋，传得神乎其神，倒似是天兵天将下凡与西夏人打仗一般，连何畏之，在说书人的口中，也凭空多出来两头四臂。陕西民众普遍相信，作为星宿下凡的石越，用自己的某种异术，招来了一群天兵天将，方取得如此战果。而对于讲宗岭之战的渲染，也连累到平夏城之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许多人都坚信在那场战争中，远在京兆府的石越使用了他神秘的法术――否则不会有西夏俘虏明明事后一切正常，但在战斗中却坚信自己全身乏力，无法作战。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还并非是陕西帅司张灯结彩的理由。石越之所以允许如此张扬的庆祝，是因为从汴京用快马接力送来的一封家书――在数日之前，石越已经成为一个名为“石蕤”的女孩的父亲。这对于石越来说，绝对是一件不亚于平夏城与讲宗岭之战的大喜事。所以，这几日的石越，虽然表面上依然平静沉稳，但是步履却不自觉地变得又轻又快，在没有看见的时候，竟然还会莫名其妙的偷笑。这种喜悦的情绪，甚至于让石越几乎忽略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从某种意义来说，应当也是大宋的喜事，只不过大部分的宋朝君臣，都不予以承认罢了――在六月初六，一个男婴在汴京平安出生，他的父亲，是当今皇帝赵顼，母亲，是来自高丽的王贤妃！子嗣一向艰难的赵顼又多了一个皇子，按理是应当让大宋的臣子们松一口气的，但是这个皇子的出生，却让汴京城中几乎所有的重臣，都吸了一口凉气！所有人都相信，这位皇子的出生，对于大宋的皇位继承问题，不仅仅毫无帮助，反而增添了无数不确定因素。第五十五节七月的汴京，热得让人恨不得把身上的皮都剥下来，汴京城的码头、城门却依然有无数的船只、车队以及百姓进出来往，为生计奔波忙碌着。这座人口繁多的巨大城池，是当时全球毫无疑问的消费中心，无论是奢侈品还是生活必需品，汴京城的需求，都非常的惊人。而这一切，全部有赖于发达的水陆运输业与相关的劳动者。而在熙宁十年，与整个帝国水陆运输业相关的工程以及参与的民众，都达到了大宋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来的高度。自从石越提出的官道修葺计划进来以来，大宋的君臣士民，认识到交通的发达对帝国的繁荣至关重要的人们越来越多。在官道修葺计划进行顺利，以及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路良好的交通道路网的刺激下，帝国一部分青壮派的低级官僚再也不甘寂寞，这些官员或者是所谓“学院党”出身，或者受到王安石、石越的双重影响，或者只是为了迎合上意，又或者竟是为了捞取私利，总而言之，熙宁十年宋朝官场最流行的话题之一，便是“修葺官路、浚清河道”。于是，整个帝国在熙宁十年的上半年内，除了少数名臣统领的路州之外，大至一路、小至州县军监，数以百计的工程开始进行，远远超过了石越与苏辙最初的计划，而这些修路与沟通水道的工程，绝大部分是毫无必要的，某些州县甚至沟通了一些根本不可能通航的河道，以作为地方官的“政绩”上报！至于这些工程所需要的费用，毫无疑问，财政并不宽裕的朝廷不可能给予实际上的支持，为了迎合上司的口味，这些官员们不得不将工程所需要的款项尽量报低，以显示自己的能力。至于实际需要的银钱，温和一点的就向商家富室强行借债，严苛一点的则擅自变相加税。至于强征百姓劳役，更加成为不可避免的手段――所谓的区别，不过是手段的温和与否，比如某些风评较好的官员，会采用地方分段承包的方式，将费用与劳役分摊到各村各族，以各村各族各管一段的方式来进行工程，建成之后，再立一个石碑，纪念表彰有功之人。这样的方法，本质上也是不付任何费用来役使民众，不过却较容易得到百姓的接受或者说不反感，较之简单粗暴的强征，相对来说自然要好许多。虽然《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对这些行为都有所揭露，朝廷中也有一些谏官与御史进行攻击，但是皇帝自从压制住宗室与朝中的蠢蠢欲动之后，就将大部分注意力转向了石越在陕西挑起的战争以及帝国正在稳步进行的军制改革；更何况大宋朝廷的大部分官员，根本无法有效的分辨出地方官员上报的工程哪些是必需哪些是多余，虽然三令五申禁止地方官吏强征劳役，但是一方面朝廷对地方官员修葺道路、浚清河道所取得的“政绩”大加嘉奖，一方面却根本没有实际的手段来调查、处罚强征劳役的官吏，那么无论是皇帝的诏令还是政事堂的命令，毫无疑问也就并没有值得期望的必要。各地的百姓所能盼望的，也不过是希望本地的官员，不要在农忙的季节来多事就好了。然而在这个炎热的七月，整个大宋朝廷，包括帝国的尚书省右仆射吕惠卿在内的文武官员，大部分人对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