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这样的报告有时有错误,有时不准确。德国和意大利在南斯拉夫扶植的克罗地亚傀儡共和国里,有情报三处的一个特务,他指出有几个部长是“亲意大利的”。在伊拉克的一个情报三处的人宣称,伊拉克首都的形势对德国来说并不危急――四天后亲轴心国的内阁垮台并逃跑了。在土耳其的一个情报员报告说,英国和苏联对伊朗的占领,已经在有影响的土耳其人士中间“引起了惊慌”。紧接着的三页里也充满了同样详细的新闻材料。 一九四三年,亨克被提升为外交部政治部主任,他仍然控制着情报三处,但是首先从伊朗召回埃特尔,然后把前外交部国务秘书的儿子马沙尔・阿道夫・巴龙・冯・比贝尔施泰因立刻派去任职。但后来报告的质量和数量显著下降,一部分原因是信使困难。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这个机构就被放弃了。甚至亨克也承认它“没有获得非常重要的情报”。 象一切情报机构一样,德国外交部是个巨大的过滤器。 它滤掉许多材料,只把最重要的部分送交最高层的负责人。 每天数百页报告用电报和邮件涌向威廉街。官员们只把报告的三分之一递交国务秘书,国务秘书再把其中最重要的一些送交里宾特洛甫,他在离元首很近的专车上,而元首一般离柏林很远。后来外交部的联络官每天平均大约送四份材料给希特勒。 然而,里宾特洛甫对他的外交部长这一职务有一种特殊的看法,认为池的主要职责除了执行元首的意志以外,是使元首不产生怀疑,不去思考可能使他产生怀疑的事情。他要他的官员们具有同样的信念,不许他们递交可能动摇这种信念的报告。结果,尽管他的下级经常报告令人愉快的实际情况,而通过他送到希特勒那里的报告,却是客观的少,主观的多。 5.武官 军队部三处在挨饿,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军队部派遣“任何陆海空军代表到任何国家去”,三处这个情报机构因而深知没有什么情报来源,只好饥肠辘辘地过日子。三处深知只有它自己的专家、专职观察员才能采集到它所需要的食粮。因此,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它拚命鼓励军队的指挥机关重新派遣武官。但是只有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政府才觉得可以授权给他们。他们将在四月一日就职。 陆军任命了七位武官,指定其中的四位立即到几个岗位就职。这样它就在十四个国家有了代表机构:美国、英国兼比利时与荷兰,法国、意大利兼匈牙利与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兼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苏联兼立陶宛。海军向伦敦、巴黎和罗马尼亚派了武官。空军事务原来由陆军兼管,后来空军也开始派遣它自己的武官。一九三八年以后,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只任命一位德国武官,处理同东道国整个武装部队有关的问题。到了一九三九年,有十八个陆军武官、十二个海军武官和十三个空军武官以及他们的一些助手庄三十个国家工作着。 尽管陆海空三军为设立武官费了不少口舌,进行了长期的鼓动,它们却没有培养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材来,后来它们也没有这样做。人员挑选似乎没有一定之规。陆军人事部门根据它对一些军官的能力的一般了解,把他们推荐给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同外国军队局和军队部(后来则是陆军参谋总部)的负责人讨论这些人员名单,并且作出选择。他是根据他们是否有奸性格,是否有渊博的军事知识,潇洒的社交本领和漂亮的面孔这样一些素质进行挑选的。 挑选适合于国外工作的专家是比较困难的,为此,陆军总司令常常在陆军参谋总部以外的地方寻找人材。例如,任职时间最长的驻莫斯科武官奥古斯特・克斯特林将军,就不是陆军参谋总部的成员。但他是在俄国出生和长大的,参加过塔内贝格战役,因而在一九三一年担任了德国军队驻苏联的代表。外国军队局后来的一位局长称池“是一九四一年以前德国最了解苏维埃俄国的一个人”。在土耳其、希腊和伊朗担任过武官的汉斯・罗德上校,虽然也不是陆军参谋总部的成员,却非常了解近东,写过六本关于近东的书。 但一般来说,陆军是从陆军参谋总部里挑选武官的,主要原因似乎是挑选武官的人本身是陆军参谋总部的成员,因而熟悉所要挑选的人。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可能不是最好的。恩诺・冯・林特伦的一位朋友是陆军人事局局长。林特伦不懂意大利文,对意大利这个国家知道得也不多。但是他的朋友还是任命他担任驻罗马武官这一要职。他在就任之前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复习了一个月的法语,因为法语是外交语言,阅读了一些关于意大利的背景材料。然后在外国军队局意大利组实习了三个星期。他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有一次,意大利总参谋长不得不告诉他要学点意大利语,那样他们就可以比较自由地交谈了。 有时候,决定任命的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在希特勒之前当过短时期总理、有政治头脑的库特・冯・施莱歇将军,有一个追随者叫欧根・奥特。奥特随着他的主子一起倒台了。他原来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希特勒把他踢到半个地球之外的日本去,让他在那里担任武官,莫里茨,冯・法贝尔・杜・福尔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人,也不是参谋总部的成员,他始终觉得他是被他的敌人赶到贝尔格莱德去的。 然而,通常还是按照人尽其材的标准挑选人的。第一批任命的七个武官中的三个曾经担任过外国军队局局长:华盛顿的弗里德里希・冯・伯蒂歇尔将军,巴黎的埃里希・库伦塔尔将军和罗马的赫伯特・菲舍尔上校。在一九二二年访问过美国四个月的伯蒂歇尔,以及驻伦敦的第一任武官莱奥・巴龙,盖尔・冯・施韦彭堡将军都会讲英语。 武官的职务是个美差。它给人带来自由、威望和乐趣,而且工作不紧张。盖尔写道; “武官可以随意按照他所选择的方式着手进行他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法贝尔・杜・福尔从到达贝尔格莱德的一班东方快车上走下来,这是他三十年军人生涯中第一次得到了独立自由。 “我只有一个上级,就是参谋总长。我的报酬很高。我可以穿便服,只有在摄政王面前才穿军服。大使并不是我的上级,我只不过隶属于使馆罢了;武官处除我之外,只有一个办事员,我自己履行义务。我只要不时地写一份报告,每隔一周按时报帐就行了”。武官的补贴使他们能够占有一所房子,还有仆人,可以进行必要的社交活动。他们有政府配给的小汽车・旅行费可以报销。在比较大的国家里,他们有一两个上尉作助手。武官的这种生活平均过三、四年,然后回国从事普通工作。这些回国的武官风流潇洒、精明练达,又学到了新本事,人们对他们不禁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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