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个部门领导，这个部门也正在德国进行经济动员。 这个部门就是战时经济和军备部，后来划归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这个部门的长期领导人是格奥尔格・托马斯。一九四二年，施佩尔取代他担任军备部长，但是没有接管战时经济处这个对外情报机构。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战时经济处是这个部的五个处当中的一个，整个部有三百二十二个小组，这个处占了七十三个。整个部的人员缩减了，这个处的规模也缩小了，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它只剩下二十二个小组，五十二个人。但是它以所有官僚机构的同样方式，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升为战时经济部外事局。 它的领导人一向是军事行政人员。实际进行情报分析的是聪明能干的下级非军事人员，他们几乎都是应征从事这项工作的文职经济学家。举一个例子，俄国组组长库尔特・青内曼，就是一个专门研究苏联的人口学家和出色的统计专家。他们的办公室设在柏林格奈森奥大街一座老建筑物院子中所盖的营房里。一九四三年，这些营房遭到空袭，炸得一千二净，只剩下五六十只保险柜立在一片灰烬之中，他们后来搬到东面的奥得河畔法兰克福。 战争使战时经济处的任务复杂化。敌人的经济迅速膨胀，意味着战时经济处需要知道更多的情况。战争加强了保 密，堵塞了直接的情报渠道，迫使战时经济处通过辅助的办法搜集真实情况。战时经济处习惯于接收武官的报告、官方的统计材料、旅行的德国商人的笔记和载有丰富资料的出版物（这个处订购了一百种技术报刊，五十种日报，以及工业手册和经济图表册）。战争使很大一部分这样的情报来源枯竭，还使外交部商务处、经济部三局（外国经济局）、食品部和财政部、法本化学公司的经济情报处以及其他私营与半公开研究机构的报告质量下降，尽管数量有所增加。比如，法本化学公司经济情报处很大一部分情报送到战时经济处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 但是，战争扩大了老的情报机构，创立了新的情报机构。战时经济处及其后续机构越来越依靠这些情报机构。 在这些情报中，截收的通讯情报的数量最多。一九四二年九月检查的信件透露，西班牙正从葡萄牙购买铬和锰。研究部截收的俄国国内通讯，透露了非常详细的情报，例如，四四七飞机工厂（德国人替它编的号）在一九四四年六月的头十天使用了五万度电。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提供了一份监听广播材料的摘要，这则广播报告美国陆军部命令减少解放者式、雷电式飞机和运输机的生产，增加超级空中堡垒式飞机的生产。 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一天，战时经济处五组ｂ小组（研究法国战时经济）的一名军官在访问北非时，偶尔发现了空军的无线电截收活动，而这种活动“迄今为止还不被战时经济和军备部所知道”。在那里的第九无线电侦察连既使他感到惊讶，也使他感到高兴，因为这个连拥有关于美国经过非洲的供应路线、关于护航舰队的活动、敌人空军部队的实力和其他详细情况的“特别好的”情报。比如，九连报告，三个月前，至少有一百五十架飞机从美国或英国途经阿克拉、拉各斯、拉密堡、喀土穆、卢克苏尔和开罗飞抵埃及。空军在波茨坦的截收总站，每月提供了关于敌人的供应活动的“异常清楚的”报告，还画有图表，这些“对战时经济和军备部来说是很有用的”。这位军官极力敦促索取这些报告，因为“谍报局是绝对搞不出这样的报告来的”。 他基本上是对的。战时经济处对来自非洲的大量间谍情报发表评论说： “太笼统，证据不足，因此未必确实。”尽管如此，战时经济处并不鄙弃谍报局以及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德国保安总局这两个情报来源。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战时经济处向谍报局经济情报组提出了希望得到有关英国的情报的新要求。这份旨在作为向特务下达指示的依据的要求，勾掉了已经解答过的问题，添加了一些新问题。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谍报局报告，十八艘载着战争物资开往埃及的美国船只，已经到达波斯湾。有一次，德国保安总局六司经济组提供了一份关于使用菜籽油作为火车头润滑剂的备忘录。备忘录说，这种油可用来润滑车轮和活塞，但是不能用来润滑温度超过摄氏四百度的汽缸。 在战争初期，战时经济处主要依靠从其他机构大量索取情报来获得原始资料。除了阅读报刊外，它自己不获取情报。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托马斯将军得出结论，俄国即使丧失了从列宁格勒经莫斯科至克里米亚的全部领土，“也不一定导致俄国战时经济的破产。”或许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关于剩下的工业的情报，战时经济处向前线派遣了专家。第一批派往南部集团军群，负责人是罗伊斯亲王，他是一位少校，曾在亚洲作过商人；后来的几批派往中部和北部集团军群。 最初他们审问战俘。具有杰出组织才能的罗伊斯，有一份俄国最重要的工厂及其地址的清单，他手下的人挑选来自这些工厂所在城镇的战俘进行审问，每个月有七、八百战俘滔滔不绝地交代他们在自己老家工作时所了解到的问题――厂址，产品、产量，工厂的需求、矿山以及其他生产来源。 这些很快被证明是所有情报中最有价值的情报。军事经济学家将战俘交代的每个工厂的Ｔ―34坦克的日产量加起来，再乘三十，就得出每月的产量，一九四三年春季的月产量约为一千辆，夏季和秋季约为一千五百辆，一九四三年总计为一万五千辆。青内曼的东线小组根据其他资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九四二年俄国的煤炭需要量达到一亿零一百三十万吨，到一九四三年或许要上升到一亿二千三百万吨，该小组说这个产量恐怕达不到。 战时经济处对缴获武器的连着顺序的号码所作的分析，产生了数量虽少却是同样可靠的情报。战时经济处前线小分队受权准许任何从俄国坦克底下取回黄铜号码牌的士兵享受休假。不久，他们的小分队和总部里堆满了五英寸长八英寸宽的这种牌子；有些军官把它们当作压纸器来用。这些牌子上写着顺序号码，制造工厂和出厂日期。战时经济处的年轻统计学家约尔丹博士，将这些号码同发动机，炮筒和底盘上的顺序号码穿插起来使用，例如下塔吉尔的一个工厂出产的九辆Ｔ―34坦克，上面的铜牌号码是Ｔ47，068 至Ｔ49，181.他推算出Ｔ―34的年产量是一万六千五百辆，比战俘提供的数字准确百分之九。 这种情报很全面，经过计算更加完善，使战时经济处能够以令人惊讶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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