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来美化纳粹德国的恶棍及其元凶。即使把希特勒比作撒旦，不也就意味着他曾经是一个天使吗？因此，我割舍了可为一个篇章的结尾添姿增彩的褒扬颂美之词，代之以低调的平铺直叙的散文词句。 同样，阅读这本书也面临着一个问题。许多情报活动是异常体面的。它们只不过是来来往往地传送纸片。可是读者必须时刻牢记，在希特勒的德国，这些活动是在双重恐怖背景下进行的。一个背景是战争本身，战争的现实，虽说有威武雄壮的军事检阅、铮铮闪亮的勋章奖牌、使人悦目赏心的电影镜头般的爆炸场面，但更多的是父亲和儿子在流血，在变瞎，在受冻，在挨饿，在死亡。另一个背景是纳粹主义，它的最终现实，不是见之于高速公路，而是见之于毒气室里被屠杀的无数良民百姓。 因此，这本书的色彩不是姹紫嫣红，它的声音不是喇叭的鸣奏，它的形象也不是光耀夺目。这本书的色彩是暗淡的，是纳粹党的色彩，是污泥的色彩。它的声音，是人的肢体被炸断时发出的惨叫，是党卫队的机枪先朝着母亲，后朝着她们的孩子扫射时孩子发出的哭喊。它的形象，是从死者脚上拔下的鞋子堆成的小山，是那瘦骨嶙峋、呆若木鸡的俄国战俘，是戴着黄五星的小男孩在举着他的双手。在一本描写德国情报活动的书中，这些情景不大突出，但它们是绝不会被忘记的。 许多人为本书提供了帮助，常常只是充当我的意见的共鸣板。有些人特别热情，我愿借此机会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首先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及其同事，两年中，他们盛情接受我为高级研究员，使我在与给人以启迪的各界学者的多次谈话中获益非浅。尤其是德国问题讨论会主持人安东尼・Ｊ・尼科尔斯，他不仅为我联络了友谊，而且给了我启发。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安妮・艾布莱，允许我在她那儿进行研究，查阅当时还未编目的约翰・惠勒―贝内特爵土收集的作品。 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Ｈ・Ｒ・特雷弗一罗珀，自始至终指导这部作品的论文答辩，使它非常成功地被接受为哲学博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我对他的鼓励深表感谢。 现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战争史齐切利讲座教授迈克尔，霍华德，加深了我在军事史许多方面的知识。尼古拉斯・雷诺同我就德国军队问题进行的无数次讨论中，同样扩大了我的知识面。蒂莫西・ｗ・梅森开拓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了德国历史中我连想也没有想过的那些方面的内容。 拉迪斯拉斯・法拉戈诚恳地把有关谍报局不来梅前哨站在英国和美国间谍活动的档案的珍贵缩微胶卷借给我。戴维・欧文向我介绍了许多的珍贵资料，不是他，我绝不会看到这些东西。 我在弗赖堡军事档案馆的一年研究期间，该馆工作人员不仅向我提供了大量文件，速度常常很快，而且为我带来了友谊。我的顾问赫尔穆特・福威克特别热情。提供帮助的还有弗里德里克―克里斯琴・斯塔尔，格尔德・桑德霍弗，艾尔弗雷德・博特拉，汉斯约瑟夫・梅尔雷弗，马丁・齐格尔，伍尔夫・诺克，埃里克・克罗克，罗伯特・莫泽和奥斯瓦尔德・宾格。 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里，罗伯特・沃尔夫档案室总是效率卓著。帮助它和我的是约翰・门德尔松、乔治・瓦格纳、约翰・泰勒和蒂莫西・南尼格。在保存军事史料的军队中心，莫里斯・马特洛夫、查尔斯・麦克唐纳、德特马・芬克和汉纳・蔡德利克总是有求必应地供给我资料。 当我在柏林文件中心进行研究的时候，沃纳・皮克斯和已故的理查德・鲍尔给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研究前谍报局成员的工作小组里的弗朗兹・索伊伯特慷慨地为我提供了许多人的住址。前军人和文职人员中，无论是情报界还是非情报界的，有许多人答复了我的信件，并且同意我进行采访，其中我要特别感谢格哈特・马茨基将军、瓦尔特・瓦尔利蒙特将军和海因茨・博纳茨上校。格尔德・布朗施博士给了我许多独到的见解。 如果没有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资料，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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