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她总爱睡觉_第3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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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0章

建立情报机构。但是他们是勉强这么做的。他们的更大的保守性，既迫使他们，也使他们得以尽一切可能抓住他们旧的权力不放。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继续拒绝给予情报工作以正式地位，而在别的国家的军队里，情报工作早就有这样的地位了。他们为了使这种态度形成制度，把情报参谋置于作战参谋之下。为了维护这种态度，他们几乎不开设讲授情报工作方法的课程。而且他们认为必要时就大力宣传这种态度。专家们取得的进步加剧了他们的紧张不安，使二十年代的陆军总司令汉斯・冯・泽克特把施利芬的观点更尖锐化了。 “捉摸不定和碰运气是战争的不可分割的特点，任何了解也把握不了它们，任何聪明才智也看不清它们，只有指挥官的意志才能支配它们。……明确的意志是驱散黑暗的迷雾和照亮不可捉摸的未来的唯一光明。”真正使他烦恼的是，如果情报机构能赢得战争，那就没有人需要将军了。现在毫无疑问，情报只不过是整个工作中的一部分，由作战参谋控制自己的人员和物资，比由情报参谋提供的有关敌人的情况更为重要。但是德国的制度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它自己的情报的质量。因为德国人觉得情报是战术的一部分，他们常常让一般参谋担任情报官。由于作战参谋的职责更重要，他们让比较优秀的军官担任这种职务，于是担任情报参谋的都是些次等军官。如果他们奉行不同的原则，本来是可以安排受过训练的专家担任情报工作的，作战参谋本来可以在估计整个作战形势时参考这些专家提供的情报。比方，同盟国甚至让召募来的文职人员担任集团军群的情报军官而获得很大的成功。第一流的智囊成为研究敌人的专家；由于用不着担心前程，他们既能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职位，也能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德国人蔑视技术人员，称他们是“技术负担”，他们觉得技术人员妨碍了作战（比如，装电话线耽误了指挥官的时间，使指挥官丧失了主动权和势头）。他们没有认识到搜集和筛选情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情报参谋从属于作战参谋，这就进一步损害了德国的情报工作，因为这样就迫使情报要千方百计地通过一个额外的指挥层次，而且削减了情报参谋在同作战参谋观点不一致时可以向参谋长表达他的观点的权力。同别国的军队相比较，整个德国制度不重视情报工作，在别国的军队里，情报参谋和作战参谋都是参谋长的地位相等的直接下级。有两个因素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战时缺乏一般参谋，促使军队让预备役军官担任许多师的情报参谋，这些人实际上发展成为情报专家了。格伦极力要求情报参谋至少同他们的作战参谋地位相等。不过前者总是被认为违背准则，而且从未占据军以上情报参谋职位，后者并不调整作战参谋同情报参谋的主从关系。只是在后来，防守的形势使格伦和情报参谋们能够不时地帮助司令官们保全人员和物资，军队才真正开始缓慢地、勉强地、部分地改变它对情报的态度，但是改变得太少了，而且为时也太晚。一个相当不同的因素，削弱了纳粹国家的高级情报机构。这就是它的权力结构。纳粹党人称它为“元首至上原则”，但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贝尔早就把它说成是“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它损害了情报工作，既减少了情报的数量，又降低了情报的质量。在纳粹德国，唯一的权力源泉是阿道夫・希特勒。这纯粹是个人权威：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这种权力来自群众和领导人对他的信仰，把他当做革命使命的化身。韦贝尔将这种权威同另外两种权威作了比较。世袭权威保持了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古代埃及和满清中国就是这种典型。法制权威力求合理地履行法定准则；这种权威通过一批有专长的官员实施，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来组成一个官僚机构。西方民主政体就是最好的典型。具有感召力的权威来自他人的信仰，希特勒的感召力在德国人中间唤起了狂热的激情――远远超过世袭王朝或合